§二 蒙难石山头（第1页）

§二　蒙难石山头

林彪以战备名义搞了个“一号通令”，把一批老干部由北京疏散到外地。江苏省接到通知，也照此执行，把一批老干部下放到省内一些地区。

一九六九年十月，吴贻芳也接到通知，要带上自己的行李，一早到省政府大门口集合，乘车疏散到句容县北山脚下的石山头茶场进行劳动改造。

句容县在南京市东南四十五公里处，西汉长朔元年（前128年）始置句容县，解放后属南京市，一九八三年划为镇江市管辖。晋代道学家、医学家葛洪（284—363），号抱朴子，即句容人。东晋初年他任咨议参军等职，晚年辞官到广东南海县罗浮山修道炼丹，著《抱朴子》七十卷，在中国道教史上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栗裕、张鼎丞等在句容县东南的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江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石山头茶场在句容县城北约十三公里处，从明代起，就有“石山头，赤山腰，方山尾”之说。山如蟠龙，山顶有龙状大石头，山岩巍峨，有几分雄伟森严气势。北面正中是北山水库，两翼皆丘陵地带。西面是九华山、天王山、东面是观音山、仑山等，建有新四军韦岗战斗纪念馆。这里的山不高，大都在海拔三四百米。东面山下很早就建了茶场（即男女劳改农场），后来又陆续开办了制药厂、陶瓷厂等。

十月的江南已是入秋时节，天气一天天凉起来。吴贻芳和晋桂芳除行李之外，还要带上过冬的棉衣、棉裤，以及锅碗、暖水瓶等生活用品。这一切聚拢起来，真让二人发了愁，明天怎么弄上车去呢？

晋桂芳突然想起了原省政府一名保卫干事，这个人平时对吴贻芳十分尊重，但在“文革”时期愿不愿帮忙，她心里没有底。晋桂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这个干事的家。这个干事听后未加思索，立刻跟着来到吴贻芳住所。在这个干事的帮助下，很快将所带物品打成几个包，又对吴贻芳说：“吴省长，我明天一早来送你们上车。”

第二天早上，这个保卫干事找了一辆三轮车，带着吴贻芳、晋桂芳和行李一起来到省政府大门口。

此时，这里已是熙熙攘攘，来的都是省里老干部和各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吴贻芳共事的老友，工商业家、副省长刘国钧夫妇。然而，当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相对却默默无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指挥的人见她们来了，就安排她们上了一辆车子。

汽车开动了，先是向东南走，再拐弯向东，到了句容县城，又折转向北，过道人桥、下荫村、蒲塘头、船塘头、大卓庙、解巷，再向东北。大约走了一两个小时，汽车在石山头茶场（即石宕冲东西两侧）附近停了下来。

下车后，吴贻芳等人在茶场人的带领下，走了一段小路，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面前停了下来。一个干部出来说：“房子门上已贴了各人的名字，大家按名字各就各位，以后就在这里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

当吴贻芳找到自己的名字时，发现房子座落在山坡上，由于年久失修，门窗早已破损，四处漏风，关不严实。这天夜里，吴贻芳被冻得直发抖，晋桂芳想打点开水让她暖暖身子，可是热水早已没有了。二人没有办法，只好铺上被褥，围衾而坐。这一夜过得又冷又漫长。许多年后，晋桂芳还清楚记得吴省长禁若寒蝉，直打哆嗦的样子。

在石山头茶场的生活是吃食堂，定量供应，不得多吃，菜很少，早上多是咸菜，午、晚餐即使有菜，也少油无盐。造反派说，这是让你们这些人体验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利于思想改造。

在茶场每天的工作是收拾场地、到地里除草，粉刷房子等体力劳动，还有必不可少的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对此吴贻芳都准时参加，干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那时吴贻芳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造反派还让她干抬水、刷房子等活计。晋桂芳怕她出事，就帮她去做，被造反派看见连遭训斥。在刷房子时，吴贻芳弄得满身灰水，只刷了一部分就病倒了，晋桂芳赶快请假回南京买药和食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吴贻芳才恢复了健康。

在石山头茶场劳动，是吴贻芳人生的一段劫难。在她体衰年迈之时，精神和生活折磨，给她带来双重的痛苦，甚至对生活感到迷茫和失望。过去因为工作繁忙，许多事没有时间回忆，如今闲下来的时候，许多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她一生迭遭坎坷，终生未婚，埋在心中的苦难，成了她晚年挥之不去的痛。因为她的身份，不好向别人诉说，幸好她常对陪伴她多年的保姆晋桂芳说说，心里也轻松许多。

她谈起早年在武昌的家，让她有许多难忘的记忆。那是一个多么幸福和欢乐的家啊!有祖母、父母、姐姐、哥哥和妹妹。她的童年本是美好的，但由于父亲的投江自尽，使得家里连遭不幸。她说，当时父亲完全可以不自杀，二姨父陈叔通对她说过，父亲犯的那件经济案子并不很严重，二姨父也托人作了疏通。只是父亲自尊心太强，顾虑太多，于是走了绝路。这件事使她明白，生活中无论碰到什么事，绝不能自寻短见。有些人想不开，弃生而去，不仅死得不清不白，还给家庭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起哥哥、姐姐的死和妹妹的失踪，是她久存于心的憾事。她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和姐姐，没有尽到照看好小妹吴贻荃的责任，使她失踪。每谈到这些，她总是热泪盈眶，痛苦不已。

婚姻问题，也是吴贻芳和晋桂芳谈到的一个话题。

她说金女大早期常被人指责，毕业的女学生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她们受到高等教育后奉行独身主义。南京金陵大学的男生批评最甚，他们竟计算出金女大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毕业生结婚率仅为百分之十六，还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不知怎么办，声称“有知识的人不负传种责任，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在男性方面来讲，因为女生的招牌金贵，大都不敢染指，一则恐难以驾驭，再则恐难以供养”。

对此，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她说，女大学生不嫁，那不是女子的错，而是“那些喜欢在家庭关系中高人一等的男士并不愿意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