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迁前夜（第2页）
武昌、上海、湘潭不断传来消息，分校设置中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比如上海的三十五名学生的父母，大都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离开上海，法租界不愿设新的学校，怕增加租界生存危险；龙冠海的社会系二十八名学生已到武昌，那里缺少英语和中文教师，教会的房子需要改造成学生宿舍等；魏特琳建议刘恩兰和地理系最好不去湘潭，学生应集中在长江上游一处，不要分散成两处。
吴贻芳迅速作出调整：正在去往湘潭路上的刘恩兰和地理系到武昌停下，她设法再找房子。派陈中凡立刻带全家去武汉，以补中文教师之不足，英文教师也已聘到。吴贻芳亲自去了教育部，商谈了上海学生在圣约翰大学借读事宜。随后她又给代理校长孙先生写信，借读问题似有了着落。
吴贻芳再次编制应急预算，因为需要一笔紧急支出，用来购买电缆、新设分校开办费，还要顾及员工工资，其基数仅为原工资的百分之四十，正常上班者百分之六十；即使如此，学院还是出现了赤字。
九月十八日下午，吴贻芳一直参加“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直到六时半才回到学校餐厅，样子十分疲惫。除了学校工作，救援会的一部分工作也落到她的肩上。今天她做了一次讲演，接着又到一个公共剧院帮助募捐，还有妇救会的工作。她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中日交战实施《中立法》和美国五个和平组织的态度深感失望，她认为这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民族利己主义。这无疑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因为这将使中国得不到军需物资，而日本却能自己生产。对此魏特琳等人也有同感。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吴贻芳和她的秘书凯瑟琳写完了给上海地区五十名学生的信，魏特琳写完了吴贻芳校长致全体教工的信（这其中涉及本学期教师基本工资情况），以实现金女大与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的合作计划。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吴贻芳应邀去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家，并同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知道日本轰炸中国首都的消息。
九月二十六日是星期天，吴贻芳参加了中国和西方基督徒领导人会，她是会议的主席，在引导议论方面很有办法。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南京基督教会为难民需求、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做了些什么？二、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日本军事侵略、中国遭受苦难的情况，教会能做些什么？会议从二时半开到五时。为解决这些问题，先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制定计划，打算在下个周日再成立正式机构。
下午五时，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带吴贻芳等人到中央医院，查看了昨天中午遭日机轰炸的情况。不久，宋美龄也来到医院查看所发生的事情，并让记者为她拍了照。医生和护士介绍说，树下和汽车里有五人被炸死炸伤。
九月二十九日，吴贻芳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来信，告之他们与金女大于十月十五、十六日注册，十八日开学。
吴贻芳每天都要面临诸多的问题，接下来她要答复要求使用金女大校舍的各种机构。她希望将校舍用来救济普通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
这段时间，吴贻芳还收到宋美龄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那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宋美龄为抗战忙碌着，吴贻芳也是不能停歇，她们身兼重任，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吴贻芳的秘书凯瑟琳经过充分准备，决定十月四日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头天下午二时，四名花匠、总务处长助理送她上船。他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装了四十件行李，其中有几箱子书。他们借了一艘小艇，向上游航行了十多英里，才来到英国“贾丁号”趸船，但得知到星期三才开船，他们便去了“巴特菲尔德号”趸船，那里明天就有航船。由于水流湍急，小艇试了四次才靠上去，四名男子前拉后推，才帮助凯瑟琳上了趸船。然后用绳子将四十件行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吊上去。
八月以来，凯瑟琳为争取和同事们留在金女大一直在进行抗争，尽管大使馆不断警告，她还是留了下来。她认为人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个人和政府。一段时间以来，连吴贻芳都认为她应该撤离，但她温柔又坚决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现在她去武汉，是为尽自己的责任和先期到达那里的音乐系的学生。大家都觉得，凯瑟琳一走，她担负的管理工作就会落到吴贻芳肩上。
十月三十日，是金女大“创始者节”，即校庆纪念日。双十节刚过，吴贻芳便给上海和武汉分校写信，建议两地师生以适当形式纪念。她又经滁州基督教会给那位年轻牧师写信，问他能否让教会妇女为伤员做二百件棉袄，二百条围巾；全国妇救会可提供资金购买布料，但要求妇女们贡献她们的劳动力。吴贻芳就这样一直操劳着。
树叶的沙沙声告诉吴贻芳秋天已经来临。上午相当寒冷，吴贻芳又参加了四个小时会议，在全国妇女组织执委会上，她又当会议主席来主持会议。下午警报又起，解除后吴贻芳口授了几封信，魏特琳把它们记下来，一直写到黄昏，以便能赶上邮船。
十月二十一日，吴贻芳正忙着校庆纪念准备活动。由于消减了经费，她建议不再会餐了。中午又响起了警报，敌机轰炸了位于东南方的军用机场，马市长告诉她，有三十九枚炸弹落在机场上，但没有飞机和人员伤亡，这就是防空洞的价值，但附近的办公室受到严重损坏。
二十六日上午，吴贻芳参加全国妇女战争救协会议。南京的《中国日报》报道，上海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有十万中国士兵伤亡，中国军队被迫从一些地方撤退。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这些伤员康复后如何识别其身份，使其重返部队？过去老传统是：一旦某个人受伤，他就可以不再当兵了。但这显然不适合抗战的情势。
次日，吴贻芳又参加会议，仍是讨论战争的救济问题，特别是委员会如何才能得到救济品，并顺利送到伤员手中。
在全国妇协的动员下，两卡车货物送到金女大的草坪上。这是香港妇女寄来的慰问品，有医药、衣服、手电筒等。香港妇女还为战争募集到一万八千美元。吴贻芳安排人力把这些物品分成小包，然后设法送到前线战士手中。
不久，坏消息传来，中国军队开始溃退，确切地说是撤离了上海地区。人们看到战争的惨烈显露出恐怖和沮丧的神情，吃饭时也默默无语。
十月二十九日，秋雨连绵，白天黑夜都在下雨。日机虽没有出现，但中国军队溃退的消息连篇累犊，人们心头罩上阴沉的乌云，对于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感到割心的疼痛。
十月三十日是金女大校庆纪念日。即使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金女大仍然采取一种特殊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昨天，吴贻芳和魏特琳一起起草了一份给各地分校及校友会的电报，电文是：
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之后，吴贻芳对昨天的电报不太满意，于是又向各分校发出另一份电报：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成员通过不懈地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的创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在战争情况下，吴贻芳把人格修炼和民族危难结合在一起，提升了金女大与全体师生的社会担当和国家使命感。
这一天，金女大本部进行了简朴但很充实的庆祝活动。吴贻芳首先作了发言，她的讲话题目是《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十一月六日，吴贻芳又参加了全国妇女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香港为伤员运来了几十箱物品，金女大正忙着为伤员制作被褥，他们试图将衣物通过不同渠道送到山东前线。
十二日，南京上空下着雨，吴贻芳觉得今天也许没有空袭。她这几天忙着为妇女协会到多家劝购“自由债券”，这个队伍有七十来人，大约认购五千美元。
外面传来上海失陷的消息，日军正向南京发动进攻。交通部正在征用船只，部分工作人员已撤出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