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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迁前夜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召开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谈话会”，共商国是。会议分三期进行，到会者计二百余人。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抗战宣言》。“宣言”得到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七月十五日，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同北大、清华、南开等文化界人士，受邀齐聚庐山，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作为当时“第一夫人”的宋美龄，成为全国抗战妇女界领袖，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等在南京开会，建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此时吴贻芳也积极投身抗战，并担任该会的执行委员。
吴贻芳回到学校，在金女大成立了一个有五人参加的紧急委员会，成员有吴贻芳、明尼、魏特琳、程瑞芳、陈裴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八月二日晚，五个委员第一次集中开会，讨论了保护金女大的三项措施：一是将贵重仪器和设备包装好，储藏在学院大楼的地下室；二是购买一批灭火器材，以备急需；三是将学院的档案转移到上海，存放在租界里。
南京市政府首先布置的是，将一些人口向乡村转移和涂饰重要建筑物，将其漆成黑色或灰色。金女大几幢主要大楼是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且多为红艳之色。魏特琳认为校园独处一隅，离美国大使馆很近，不会有什么危险，吴贻芳此时“非常疲惫，这个夏天没有休息”，所以没有多说便同意了她的要求。
那时金女大正值暑期放假，学校人员不多，因为积极配合南京市防空演习，很快掌握了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以及毒气和火灾等警报。
八月九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十三日，日机突然向上海闸北、江湾等地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打响。
八月十六日，中央医院、气象台、教育部先后提出借校舍问题。吴贻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认为具备条件且同意他们来，但后来他们发现附近有高射炮阵地，于是没有来。
不久，日本飞机出现在南京上空，空袭由此便开始了。他们无数次在空袭警报声和结束警报声中进出地下室躲避。
后来得知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军事设备、政府机关，以及电力和通讯部门。金女大距离这些目标较远，没有受到伤害，但惊恐、暑热、地下室蚊虫叮咬，滋味着实不太好受。南京市民为了躲避敌人轰炸，许多选择撤离了南京。
八月二十五日，魏特琳花了一个上午起草了一份金女大校园位置和建筑物数量的报告，送到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那里，这是美国人的财产，他会转交日本大使馆，希望以此受到保护并防止误袭。
晚七时，吴贻芳在科学楼大厅召集所有工人、学校卫队开会，她讲了日机来时到防空洞躲避的必要性和晚上警报响过不要用手电筒的重要性。因为也许有间谍为了钱，不惜用灯光向敌机发信号，指示轰炸目标。这也是空袭警报后不让使用手电筒的原因。
八月末，美国大使馆送来信件通知，要求美国在华男女公民撤离，并两次警告魏特琳，如果不走，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他们概不负责。魏特琳在八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四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掉她们的孩子一样。
她在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吴博士的确是一位伟大而无畏的将军。我在想，当她应该离开的时候，她会走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需要她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人，但她却不这样看。在一段时间里，她认为我们应该撤走。她在七月底表现出的紧张和痛苦情绪，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镇定自如，甚至心情愉快地从事多种多样繁重的工作。我认为她已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中国的这一地区被彻底摧毁，然后西迁，一切再重新开始。
魏特琳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毫不动摇地留了下来。她对于吴贻芳在国难当头的笃定、无畏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无不心悦诚服，既敬佩也感动。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吴贻芳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再次推迟开学的时间，并要求把所有的学生送走。八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她先后召开了行政人员和教师会议，她做了转移的动员和演讲。魏特琳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只要学院需要，她将留在这里，但教师可以自由撤离。她要求教师们就学院应在何处开学——河南、湖北、广西、四川或是上海——提出自己的建议。
时间不长，又拉响了警报。学生和教师集中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吴贻芳又传达了教育部的通令。
第二天，吴贻芳去金陵大学参加会议，研究制定未来学校计划，然而，在南京开学已无希望。接下来，吴贻芳和魏特琳对于下一步开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同魏特琳给武汉华中大学（亦是教会学校）的“华春”写了一封信，提出金女大部分学生在那里入学的设想，并组成临时委员会，成员包括张肖松、陈品芝和伊娃，韩博士为顾问。金女大第一学期临时计划的思路就这样打开了。这个计划是根据学生的原籍，把高年级学生按照专业分开，一些人到武昌，一些人到上海，但教工和设备仍是一个问题。
九月二日上午，娄小姐第一个被派出，她带着这个计划到武昌。
下午，吴贻芳和魏特琳起草了几封信，给低年级、高年级、新生和二年级的学生，以及实验学校的教师们，告诉他们新学期的计划草案：即两个低年级班学生到他们所能找到的学校借读，但建议两个高年级班学生到为他们选择的某些中心去就读，学校将派出专业顾问去那里。
九月四日中午，吴贻芳和宋美龄共进午餐。吴贻芳是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委员，她们在饭间谈了筹款和慰问士兵等事宜。
下午，吴贻芳派魏特琳到驻美使馆参赞佩克先生处，征求他对金女大选择的三个地方办学点的意见。佩克告诉魏特琳，美国务院来了指示，建议撤走所有的美国人。日本还会轰炸所有的机场、军事中心和通讯设备，中国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最近日机又轰炸了武汉、长沙、厦门、福州和广州，轰炸还会持续下去。下周一使馆将用专车把人从武汉送到广州，然后回美国或转移到马尼拉。
晚上，吴贻芳在金女大图书馆中厅与富兰克林·侯会谈，告诉他金女大将在武汉、上海，也许还要在长沙建立分校。富兰克林·侯认为，中国目前除了西部外，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他考虑将全家从重庆迁到成都。当夜，吴贻芳与秘书凯瑟琳在灯光下制定了三个选择性方案，并考虑了各自的优缺点。与富兰克林·侯的一席话，也许是吴贻芳增添成都这个分校的触发点。
南京城和金女大整天生活在日机轰炸和警报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