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迁前夜（第3页）

南京来了五万名士兵，他们没有住处，去了卫理公会教堂和南京农业学校。金陵大学开了三小时的会议，已决定迁往成都。吴贻芳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沮丧和苦恼。她对董事会决定把学校的东西留在南京，仅靠运气来度过这场浩劫而感到担忧。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在非正式宣传委员会上，正式提出成立“安全区”的计划，还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将同南京市长会面。美国大使馆愿意帮助他们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如果“安全区”能够顺利成立，还有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

魏特琳感到了暮秋的悲凉，对于南京人来说，这座美丽又熟悉的古城，此时已成为被世界遗弃的败絮。作为西方人万里迢迢为中国人传递上帝的福音，而今已走到了尽头，一阵孤独和悲凉的滋味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魏特琳一九一二年来到中国，由芜湖、安庆再到南京，那时她正青春年华。不久前吴贻芳刚为她过完五十一岁生日，她将半生岁月献给了上帝，献给了中国。她终生未婚，少年失恃，父亲操劳一生，死时她也未能赶上父亲的葬礼。战争来临，她本可回到故土美国去。然而她觉得那样对不起在金女大十八年的经历，对不起十四年与邻里的情愫，她认为，留下来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明妮·魏特琳不是诗人，为了排遣心中的无奈和焦躁，她只好把自己交给那一团不懂人意的萧瑟秋风了。

同样，战争伤害也折磨着吴贻芳的心。

她与魏特琳在南山公寓进行着长时间的谈话。她们俩组成一个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留在南京，在危险的时候来为邻里们服务，尽可能保护好金女大的财产。吴贻芳正在考虑整个金女大的运转，她需要尽快明确下一步如何行动。

她们讨论了南京权力易手时，如何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有关事宜。她们设想在学院门口挂一面美国国旗，请大使馆准备印章，贴在学校物品上，说明这是美利坚帝国的财产，企图用非军事手段来保护自己。

她们还给大使馆写了一封信，提出三条可供他们选择的意见，一、是否将有价值的仪器运出南京；二、让所有的东西保持原样，什么也不做；三、将物品储存在地下室。

大使馆同意第三条意见，但又说没有人能够预见哪种是最佳方案。她们还给纽约写了一封重要的信，经汉口至香港邮政汇达。

林森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他一到重庆，社会上就传出南京已不再是首都。吴贻芳紧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他们得出结论，大家必须为四个阶段或四种情况做好准备：一、战斗阶段；二、中国军队撤退；三、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作案；四、日本军队进城。

这个委员会由魏特琳主持，委员是吴贻芳、闵先生、E·C·陈先生、F·陈、程瑞芳和陈斐然七人组成，再加上其他参与人员，总共有三十多人。

这一天晚上，魏特琳通过吴贻芳的介绍参加了在张群（时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公馆举行的执行会。张群邀请了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南京市马市长、卫戍司令唐生智，警察局长王固磐等。

张群在讲话中保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每晚八时半到九时半，南京市政府、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三个机关的代表，在国际俱乐部同愿意来的人交流情况，并且已开始实施。来的人有各大使馆代表、外国商业机构代表、传教士和一些记者，金女大吴贻芳和魏特琳是这群来人中仅有的女性。

从这一天起，金女大员工在科学楼开始包装科学仪器、图书资料等，校园里一片繁忙。

吴贻芳、魏特琳和程瑞芳讨论了留在学校的钱的问题，因为南京银行已不存在。她们决定，先把教师、工人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薪付掉，保险柜里只存一万美元。

在这同时，吴贻芳亦开始收拾档案，挑选应该带走的材料。魏特琳和F·陈去确定新旗杆的位置，又去寻找注册前曾经使用的“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那块旧牌子，找了半天才找着，结果上面被涂了一层红色油漆，于是又用白底黑字重写，以便日本人进城后对金女大有所顾忌。吴贻芳望着新油漆的牌子说：“这真是一个悲喜剧”。

城里已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董显光敦促吴贻芳今天就走，但她说不能走。她安排大王（以前是语言学校教师）一家人搬到金女大东院来住。孤儿院的二十名孤儿也搬到学校来住。蒋夫人宋美龄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也送给了金女大。看样子她很快要撤离南京。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贻芳参加并主持了最后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就保险柜的门锁不锁、如何处理重要文件、训练工人担任警卫、如何保证魏特琳的安全等问题，做了进一步安排。

又过一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就在记者执行会上宣布了“安全区”的位置。

它的范围从上海路的十字路口，延伸到汉中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从金女大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虽然日本军事当局还没有同意，但安全区的计划正在执行。国际委员会将管理财政、住房、食品和卫生工作，马市长说市政府给提供十万美元的资金和大量的大米。

吴贻芳原定十二月二日离开南京，由于那艘船要到下关去装船（大约有一千箱艺术珍品），她只得延迟一天上船。与她作伴的还有金陵大学的埃尔茜·普里斯特。头天傍晚，她便来到金女大住下。

第二日一大早，他们就赶往下关码头，吴贻芳和埃尔茜·普里斯特刚登上英国怡和号的船上才知道，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和校董杭立武同船离开。魏特琳到江边码头送行。船离开码头不久，她的湖蓝色眼睛流着泪，向吴贻芳招手。寒风吹起她那件棉袍的下摆，不停地在下边飘动。

让她们想不到的是，警报声突然刺耳地响起。几架日机飞临长江上空，顿时火光冲天，枪炮声大作，岸上的人群四散奔逃，一场空袭开始了。

吴贻芳与魏特琳泪洒江岸的告别，也是两位崇高女性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