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第2页）

2006年“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给温家宝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的问题多达几十万条！温家宝总理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的沟通方式。

互联网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

2003年，湖北省打工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网上发出后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随后就废止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许多地方开始取消“暂住证”；2005年湖北省佘祥林“杀妻”冤案在网络上被曝光，于是推动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种种事例表明，网络舆论的影响及作用日益显著。

2006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正式开通。国务院强调，搞好政府网建设“对于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改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正如中国政府网负责人周锡生所说：这是“互联网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决心。国外评论认为，这有可能引发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革命性变化。

2005年1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专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情况汇报。据悉，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政府网站建设，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中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对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重视程度。并且，网站在试运行期间，还破天荒地把直播间设在中南海会议室，多次直播国务院专题会议　4。

目前，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都有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断提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公安部等政府部门都在通过互联网收集群众举报、实现与网民的互动。

香港政府的公共事务论坛

2005年3月10日，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设立一个搜集中产阶级人士意见的咨询论坛——公共事务论坛，就香港重要社会议题向政府提供意见。公共事务论坛网站同时启用。

负责筹建该论坛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认为：“公共事务论坛采用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以专用网站作为论坛成员间交流意见的平台，这种安排大大增加了他们参与讨论的灵活性。”

公共事务论坛计划吸纳600名月收入3万元以上、代表不同性别及界别的中产阶级人士加入，任期1年，邀请他们就重要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5。

两难境地，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虽然人数在逐年增多、层级也在逐渐凸现，但由于受历史语境的制约，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人与社会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两难境地

中国中产阶层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具有相同禀性。他们都具有米尔斯所说的那种“地位恐慌”，天生有一种依赖性，害怕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变化而使自己切身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政府又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就这样，他们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除此以外，中产阶层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是他们事业奋发向上的动力，也是迫使他们屈服于现存等级秩序的主要原因。

例如，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一位商务代表购买了一辆与老板完全相同的私家车，结果立刻遭到老板解雇。于是，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诉讼。虽然他获得了赔偿，可最终仍然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在这里，商务代表的头衔表明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经济上他也买得起最昂贵的私家车。按理说，谁也无法阻拦他购买和老板一样的车，可事实上他却不能这么做。如果这样做，就表明他与老板之间没有了“该有的”等级；现在他这样做了，就“活该”丢掉原来的饭碗。

这种情形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是如此。这说明，当一个人一旦处于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容易产生追求和压制之间的矛盾。

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差别中，很容易对等级差别产生膜拜和期望，最终扭曲人的灵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参与政治，结果却成了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所评论的那样：“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

把这个评价用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完全合适。

中产阶层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仅仅从新中国历史看，1949年以后，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　6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下，中产阶层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　7。中产阶层无论怎样创造物质成果，都无法避免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地位，哪里还有他们参政议政的份？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解冻，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曾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中产阶层又开始起死回生。据官方最乐观的估计，2006年我国中产阶层人数会达到2亿人。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可能不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发展规划，更不用说，中产阶层的构成十分复杂，几乎囊括了机关、教育、娱乐、生产等各行各业的精英，掌握着政府相当一部分话语权呢　8！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还少，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还无法真正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担当起“中坚、主流”作用，更不可能发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投机欲望却不断膨胀，拜金主义、攫取财富的市侩心态进一步强化。所有这些，都多少有些令政府失望。

升官发财，正确看待官本位倾向

在中国，无论表面上是否承认，“升官发财”在潜意识中总是一个人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尤其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升官”“发财”如果不能双管齐下，至少也要有一枝独秀。所以，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而目前在我国中产阶层中又有重新抬头倾向。

官本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统治，官本位倾向在我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改革开放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出现了“跑官”、“要官”、“买官”现象。可以说，官本位倾向重新抬头，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一种强烈愿望，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