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英国朋友(第2页)
“我一直很崇拜您,狄更生先生,在我眼里,您是当代最崇尚华夏文明的欧洲学者。我非常喜欢您的《中国的来信》,那文字简直美极了,好像清流活泼的涧水一样。我还知道您所关心的是爱和真,您所希望的是人心向善。您提倡古希腊式的生活,尊重我们的孔、孟和老子,爱慕歌德、雪莱及所有浪漫派作家。您还热衷于社会改革。总之,差不多您所喜欢的一切,都是我也喜欢的。”志摩的孩子气又上来了,他从来不会作伪装假,一切都是直率明朗的。他一开始就向狄更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狄更生很喜欢志摩这种率真的性格,而且,特别觉得他身上透露出聪敏、风趣和慈祥温蔼的气质与自己很相似,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活力。
“我看您该是位诗人,徐先生,您的气质与政治经济学别着劲呢。”狄更生风趣地说。
“您也这么说,这下我更有信心了。来到英国以后,读英国的小说和诗歌,我感觉那里有股奇异的风吹拂着我,我仿佛变成了一片羽毛,随着那风飘游。翱翔于奇妙的文学世界,我才意识到那经济学是那么的枯燥、沉闷,那么压抑我的天性。我真不想再念下去了。”志摩显得有点儿无奈。
“您看这样好吗,徐先生,如果您不反对,我想介绍您去牛津或剑桥学文学。以您的聪明才智,定能大有作为。”狄更生叼着烟斗,故意慢悠悠地说,一双慈目含着仁厚的笑意注视着志摩。他打心底喜欢上了这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中国青年。
“真的?您说的是真的?”志摩又惊讶,又激动,一下了从椅子上蹦起来,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光。“Cambridge!多么诗意的名字,康桥,拜伦的母校,太浪漫了。狄更生先生,如果可以,我要去康桥。”志摩一直把剑桥译成康桥,他后来在诗文里赋予康桥诗意、浪漫和灵性,以致人们对剑桥倒陌生了。
狄更生看看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林长民,林长民点点头,对志摩说:“又一个诗人要诞生了。”说完,三个人大笑起来。
狄更生以康桥王家学院院友的资格亲自与院方联系,使志摩获得了一个特别旁听生的机遇。这样,既可以随意选课旁听,又无需考试,没有做论文的压力,这对不喜欢任何束缚的志摩再合适不过。康桥给他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可以说,没有康桥就没有志摩。志摩对康桥有的是无限柔情,他这一生真正享福的日子,是在康桥度过的。他倒不敢说康桥给了他多少学问或教会了他什么,也不敢说受了康桥文化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质、脱凡胎,但就志摩个人来说,他的眼是康桥教他睁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拨动的,自我意识也是在康桥萌芽的。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偶遇狄更生先生,因为他,自己才进了康桥。他在1922年8月7日给傅来义(Ro Fry)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英伦的日子永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和您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志摩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就这样在康桥固定成形了。
狄更生有时住伦敦,有时住康桥。他康桥的宿舍在校友居的顶楼,那里很安静,窗外是蓝天绿树,静得能听到时间在细碎的鸟语虫鸣间滑过。狄更生来康桥时,志摩几乎每天都来,与他一起抽烟、喝茶、聊天。话题可多了,中国的庄子、孔子,英国的拜伦、雪莱;生活、理想、爱情、政局等等,无所不谈。狄更生说他前世一定是炎黄子孙,要不怎么那样喜欢庄子,喜欢中国文化。志摩说他不喜欢歌德,喜欢雪莱,因为雪莱爱得深,爱得火热,爱得真切,而歌德却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
有时狄更生在伦敦,或去了欧洲大陆,志摩也常来到顶楼,独坐在楼梯宽敞的走廊上凝神静思,望着窗外宁谧的夜空,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要在狄更生精神思想的浸润下,把人间世相的乱丝梳理清晰。
志摩把狄更生看成英国的梁启超,自己的精神导师。两个人年纪相差很多,交往起来却是那么的情笃意深。志摩回国前请傅来义画了一幅狄更生的油画肖像,他要这位人生路上的洋师傅时刻伴在自己身边,他要不停地从他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鼓励。回国后,他不断与狄更生通信,还常寄送礼物给他。
志摩1928年第三次访英时,为了告别的聚会,特地回到康桥与狄更生叙旧,狄更生不在。志摩到巴黎转杜伦下马赛准备乘船回国。为能最后见狄更生一面,志摩一路走,一路用电报联络,接到电报的狄更生,不辞辛劳,风尘仆仆,一城又一城地追赶志摩,终于在最后一站马赛两人见了面,相隔数年,再次相见,那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两人开怀畅叙,之后又匆匆洒泪话别。这是志摩与狄更生最后一次见面。
狄更生还把自己的好友、20年代英国颇负盛名的新派画家、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Blroup)的成员傅来义介绍给志摩,这两人也成了终生的朋友。
傅来义爱好中国的各类艺术,志摩每次由康桥到伦敦,都要到傅家做客。傅来义跟狄更生一样,也很喜欢这个无拘无束、活泼风趣的年轻人。两人在一起,不是谈中国,就是谈艺术。志摩从傅来义那里学到了很多西洋艺术,尤其是现代绘画的知识,受到了启迪性的影响。他在回国后,便努力宣扬欧洲当时的新派画家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等人的绘画艺术。
傅来义心胸开旷,待人接物温雅仁厚,卓然一派儒者之风。他讨厌装模作样的艺术家行径,而对闯入生活的新思想、新朋友和新经验都信任而乐观地容纳,打开心怀,不抱任何成见。
志摩后来在给傅来义的信中说:“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拓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近那些博大事物和高贵的思想与感情。”他最怀念与傅来义在一起聊天时的情景,能听到他那悦耳的声音,是一种何等的快乐和安慰。
回国以后,志摩无时不在遥念着傅来义,当他接到傅来义的来信,简直快乐极了。他在回信中写道:“你的来信震撼了我全人。你真挚的同情今晨带给我一种漫溢心魂而又独特无匹的感觉。我虽然尝过多种欢乐的滋味,但与此却无可比拟!我也没有办法把拨动我最深沉的心弦那一种感激之情传递给你。”
志摩曾与蔡元培和梁启超商量,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狄更生和傅来义两人同来中国讲学、举办画展。结果,狄更生因事,傅来义因病,都未能成行。志摩感到莫大的遗憾,他是多么的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欢迎给过自己巨大启迪的良师益友。
在剑桥,由狄更生、傅来义介绍,志摩又结识了已年近八十岁的英国作家嘉本特(Edenter)。老头儿的思想一点不保守,而且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他爱人类,爱自由,提倡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赞成回到自然。所有这些全与志摩合了拍。老头儿爱喝中国茶,八十大寿时,亲笔写信告诉志摩,一直喝着他送的中国茶。从老头儿的创作,能看出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而志摩后来写的几首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和《自然与人生》,在内容和技巧方面,又和嘉本特的散文诗《向民主》有关联。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志摩的朋友满康桥,特别是王家学院,他成了那里的名人。他经常就穿着中国的长衫飘然而出,有时夹着几本书,或手拿中国书画手卷,在楼梯的走廊,在绿莹莹的草坪,跟老师和同学们开怀畅谈,显得格外耀眼。
他与邪学会的创办人瑞恰慈(L?A?Richards)、欧格敦过从甚密。他也成了邪学会的积极分子,每周都去参加演讲、讨论和辩论,在自由和学术空气中,接触到一些与社会传统相冲突的新思想。邪学会的几员大将十分器重志摩,当瑞恰慈、欧格敦、吴雅各(James Wood)在1921年出版合著的《美学基础》时,专请志摩用中文在卷首题写“中庸”二字,以光篇幅。
志摩结识的英国朋友中,还有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开痕司(Maymard Keynes)(今通译凯恩斯)。当时开痕司还不到四十岁,反应敏捷,工作效率极高。他每天工作不超过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全消磨于看小说和与朋友闲谈。他的朋友多为文学家和美术家,对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志摩对他倾慕备至,认为他不仅是统计学与名学的专家,而且是未来的大政治家。他学识宏博,见解精密,志摩觉得他该是英民族政治天才的代表者,前途不可限量。
英国的朋友,康桥的氛围,像阳光沐浴滋润着初萌的嫩芽,培养起志摩的浪漫气质。志摩正是从康桥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他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单纯信仰”里,这里面,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