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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权威数据：权威的根基是读者信服

“根据《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这个数据是代表官方的。它所发表的每一个数据是为中央政府负责的，为社会公众负责的，同时也是为国际统计界的同志们负责的，还为各个经济学家负责的。就说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代表国家，代表了社会公众的意愿。我们的发布才具有权威性，科学性。那么可以用这些数字进行经济分析，进行经济运行的比较，来得出比较正确的决策。”

——摘自某公开报道

上面这段话，是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司巡视员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中，面对记者提问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都对北京市房价上涨幅度发布了统计数据、为什么这两个数据会相差很大时所做的回答。

在这里，巡视员巧妙地回避了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所得到的调查数据为什么会成倍相差的原因和细节，而是着重强调请大家务必相信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道理很简单：国家统计局是权威部门。

但显而易见，在这里他并没有明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　1都是政府统计部门，按理说它们应该是具有同样公信力的。

也许正因如此，巡视员才不得不同时提出建议，希望统计部门将来在公布统计数据之前最好先协调一下，以免相互之间的数据不一致给公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2。

为了便于理解，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背景材料。原来，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一、二月份的房屋销售价格数据，其中显示北京市一、二月份的房价同比上涨7。3%。不料第二天，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统计局等部门就对外发布该市一、二月份的商品住宅预售交易平均价格涨幅为17。3%　3。这下好了：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两个政府部门发布的同一个统计数据居然相差1倍以上，没有人知道该听谁的。一个月后发布的统计数据，同样显示这两个数据分别变成了上涨7。6%和14。8%，依然相差1倍。

面对公众对统计数据打架的质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国家统计局都表示自己的数据是“权威”的，这种表态更让公众陷入思维混乱。

北京市城建研究中心表示，他们采用的统计方法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确实区别很大，但这是它们和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4部门联合制定的房地产市场数据信息调查和发布制度，并且他们采用的统计方法更能真实反映市场情况，“非常客观”，因而这本身就是非常权威可靠的数据，没什么可怀疑的。

而国家统计局认为，根据《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才是代表官方的，因而它们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对社会公众负责的”，也是比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呼吁公众“请相信统计部门的数据”　4。

但问题显而易见：真相只有一个。尤其是在面对同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统计时，必定只有一种结果最接近真实情况。至少，也不可能两个都是对的。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冒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才是发布统计数据的权威部门？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就一定权威吗？

“权威”一词，字典上的解释是“使人信服并顺从的力量和威望”，以及“在某个范围和领域内最有影响的地位的人或事物”。

由此可见，无论权威部门还是权威数据，首先它必须让人“信服”然后才谈得上“顺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拿出真实、客观、及时的统计数据来。换句话说，权威地位的获得不是钦定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业绩来得到大家公认的。

那么，既属于国家统计部门又属于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发布统计数据的北京市统计局，它又如何解释呢？该局新闻发言人说，其中的主要差别在于国家统计局采用的方法是抽样调查，通过对不同类别的商品房赋予权重来计算得到房屋价格，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方法中没有考虑权重因素。那么，考虑权重和不考虑权重哪个方法更科学、更准确呢？这对公众来说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按理说，统计部门的任务就是如实、准确、及时、全面提供统计数据，并且要让读者看得懂，至少是不会产生误解。也就是说，统计数据应该通过如实反映事实来表明自身权威，并不需要耍嘴上功夫。统计分析虽然也是统计功能之一，但前提应当是“解释”而不是“美化”，否则就会误导读者、误导政府。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钟茂初认为，不但如此，还要特别警惕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来“评价政策成功与否，（这）不是统计局的份内之事，也不是其身份适合做的事！”　5

本书前面提到，统计数据打架在我国比比皆是。由于受政绩考核影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导致不同数据发布部门哪怕是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都谈不上什么权威性。

例如，如果上级要求下级按照“计划”上报统计数据，或者干脆直接虚报、瞒报、篡改统计数据，这样得到的数据不但不权威，而且还会因为以“权威”面目示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西南地区某乡镇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就由领导授意统计人员在下面报上来的统计报表上直接改数据，某企业的产值原来是500万元，大笔一挥就改成了800万元；另一个企业上报的产值原来是300万元，领导嫌数字太小，干脆在后面加个0，变成了3000万元　6。可笑的是这些数字一进入地方统计部门报表，就成了“权威”数据了。

在统计数据的权威之争中，有许多假冒“权威”或根本就无中生有的“权威”数据充斥其间，混淆视听，这也是要警惕的。

2009年6月25日，国内某媒体报道称，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7

从新闻角度看，这篇报道的亮点在于，一方面，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这些部门无疑都是权威部门，由此及彼，它们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也应该是权威数据；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特别吸引眼球，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篇报道一出笼就受到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转载，并且一再强调这些数据全都出自“中国权威部门”。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段数据经过媒体大肆炒作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纷纷出面辟谣，表示从来没有联合做过这方面的社会经济状况调研，更没有起草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或者在调研报告中引用过这些数据。

为了搞清事情原委，人民网记者几经周折后终于在2009年7月31日联系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才得知这段数据其实源于国内某经济学者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是从互联网上抄来的，理由是“当时网上（这组数据）非常流行”。至此，事情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

想一想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财产数据恐怕无论哪个部门都无法得到真实情况，更何况这些还都是“高干子女”的财产，谁去调查？谁敢调查？更不用说，居然还得出了“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这样精确的统计数据，就更是不可能了。

而进一步追查得知，这组数据最早发表在2006年10月19日的境外媒体上，同时还出现一系列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描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注明统计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时间　8。

由此可见，如果一提到“权威数据”就信以为真，也不多问几个为什么，未免过于幼稚；至于一味迷信权威数据，就更不应该了。

当然，作为公众个人来说，有时候很难核实某些统计数据的正确性、科学性，这就给媒体、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不要淡忘职业操守，要及时揭露虚假信息、推出正确数据以正视听。

有时候，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虽然是权威的、正确的，可是由于发布的统计数据过于粗线条，也会导致公众对此感觉截然不同，纷纷质疑这样的数据是否真实、可信，这也是很常见的。

例如，中国劳动学会发布的数据表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中国在岗职工4年来平均工资年均递增12%，比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高出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不仅是最近4年来，而且从1999年开始的8年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每年都在2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　9。这两个部门的数据公布后，立刻引起一片嘘声。

究其原因在于，仅仅用一个平均上涨幅度很难衡量每一位公众的个人收入增长幅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在这次全国29个省市区1604人参加的调查中，85。4%的人称工资涨幅没有达到12%平均水平，甚至有7。1%人自称4年来的工资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0。

试想，如果这些权威部门在发布统计数据时，能够在全社会平均工资涨幅12%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细分，便于公众具体对照自己属于哪个档次，这种质疑统计数据不权威的声音就会大大下降了。

统计数据的权威性，与其看重权威的统计部门、权威的统计人士，不如关注权威的统计数据本身。道理很简单，即使最权威的统计部门、统计人士，也可能会说出不够“权威”的话来、掩盖事实真相。

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对1500名普通的、年龄中等的毕业生进行调查表明，其中93%的男性已经结婚（同龄人中这个比例为83%），65%的女性已经结婚（同龄人中这个比例为89%）　11，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读大学会对一个人是否保持独身产生影响”。具体地说是，如果你是女孩，上大学会提高你成为单身的机率；如果你是男孩，结论恰恰相反，它会减少你单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