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数据打架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在行（第1页）

32数据打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在行

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话用于“数据打架”无疑会失灵。数据发生争斗，受伤的显然不会是两个数据中的任何一方，而很可能是无辜百姓。因为混乱的统计信息，会干扰政府与公众对信息的判断，影响决策层对民生问题的规划。由于数据的发布完全由调查统计者说了算，因而真假难辨的数据又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

——摘自某公开报道

统计数据打架，严格地说并不是统计数据本身在“打”架，而是统计数据的调查、发布者，由于采用的统计手段、统计目的不同，从而导致统计数据相互不一、悬殊过大、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

要了解统计数据为什么会打架，首先要了解我国统计数据都有哪些分类，以及怎么发布的。归根到底，只有不同部门之间发布的统计数据才更可能相互矛盾；同一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如果前后不一，这种自毁形象的低级错误，还是较少见的。

总体来看，我国日常发布的统计数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统计数据，另一类是管理数据。它们的区别是：统计数据是由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涵盖生产、消费、投资、价格等领域，主要目的是用来反映实体经济；管理数据是由管理部门搜集和发布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本行业、本部门管理。

我国统计数据发布的原则是：谁搜集、谁发布。具体地说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由全国统计局系统搜集到的数据；国务院其他部门如财政、税务、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分别发布由各部门自己搜集到的数据。

统计数据打架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大到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财政部公布的全年税收数据，小到各地方、各部门公布的楼市数据，统计数据之间互相矛盾、打架甚至数据相差多少倍的情形，不但在所难免，而且可以说司空见惯。

统计数据打架的原因之一，在于调查样本和统计方法不同，从而导致调查结果悬殊过大，甚至相差好多倍。

统计数据打架的背后，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因为谁都知道，统计方法决定着统计数据的来历，而统计方法的选用有许多讲究，最主要的是要根据统计目的而定。

在目前的中国，究竟有多少种统计标准谁也说不清，但通过各种数据打架事件，却能让人隐隐约约了解到其背后的利益诉求。通俗地说就是，生产这些统计数据的人是坐在哪条板凳上、为谁说话的。

例如在房地产价格统计领域，统计房屋价格的方法有“加权法”和“平均法”等，在测算水源质量时有“一票否决法”和“权重法”等。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到的结果不一样，看上去似乎都有理，但实际上面对的都是“上面”（领导）而不是“下面”（公众），本末倒置了。

例如，广东省某市测算该市2006年的饮用水源达标率高达97。8%，采用的是“权重法”，即如果在28项指标中有1项不合格，就算做128不合格；而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测算该市的饮用水源达标率只有67。9%，采用的则是“一票否决法”，即如果在这28项指标中有1项不合格，就算做全部不合格。

再例如，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得到的统计数据是，2007年3月广州市的房屋平均价格比上月有大幅度下降，采用的是“平均法”；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广州市当月的房屋平均价格比上月有大幅度上升，采用的则是“加权法”　1。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则案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表明，我国2008年城镇失业率已攀升到9。4%，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7%的警戒线。而2009年3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2008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离7%的警戒线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显而易见，对于公众来说，这前后相差一倍的两个数据，一个是城镇调查失业率，一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很难搞清楚。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9。4%的数据是根据实地抽样调查得到的，符合国际惯例，也更接近于现实；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2%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坐在办公室里依据从下往上一级级报表汇总得到的数据，当然离现实有一段距离了　2。

不用说，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大多是民生数据，与一般科研数据允许学术探讨的氛围不同。这些民生数据既要回应民意，又要为政府决策担责。所以，公布相关统计数据时要求做到准确、科学、通俗是最基本要求，根本就不能用“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艺术逻辑来忽悠公众。

进一步追问：不同统计机构的调查样本和统计方法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这除了观念问题外，还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内。

例如，仍然以城镇失业率为例。一个是调查数据，一个是登记数据，即使这两个统计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数据打架仅仅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那么公众也仍然有理由问，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两个指标中选一个更理性、更通俗并且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手段来一致对外呢？

说穿了还是某种利益在作怪，是权力诉求在博弈。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一针见血所说的那样：“统计数据变化莫测，要政绩的时候是一个数字，要补助的时候又是一个数字。”　3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计数据打架比没有统计数据更糟糕。

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这项统计数据，公众可能还不会对此留下什么印象，不致于造成恶劣影响；而统计数据打架，尤其是这些统计数据又都出自不同“权威部门”，公众就会认为这种统计根本没有公信力，并且担心任何一种偏信都会违背现实，据此作出的政府决策根基不稳，所以最终只好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

在国外也有统计数据打架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决策部门通常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采信弱势数据，信忧不信喜，防患于未然。

由此推及到我国，在遇到统计数据打架时，统计部门有必要真诚地出面解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让公众明辨是非；并且要进行反思，看统计指标是不是有值得改进或需要补充、解释的地方。

归根到底，发布统计数据的目的是让公众看得懂、用得上、无歧义。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这样的统计数据不要也罢。

例如，2010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省级人口个案库数据质量评测结果》表明，2000年到2009年间我国20个省的人口出生总数比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数据要高出1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数据打架”不同，这两个数据都出自计划生育部门，所以被人形容为“数据内讧”。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郭志刚坦言，当他听说人口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漏报率为12%时并没有“吓一跳”，因为过去一直流传这个数据是“30%”的。事实上，这些数据一直是糊涂账，就连不懂统计工作的老百姓也知道，在超生就要罚款的政策下，个人因为超生故意不报甚至举家迁移、地方政府为编报政绩故意瞒报超生人数，早就已经司空见惯　4。

再例如，自从2008年末我国政府出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后，公众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度达到空前状态。而进入2009年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一些统计指标却不断反复，并且出现明显矛盾和打架现象，这时候就非常需要统计部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据来解释了。

以2009年5月的统计数据为例，当时的宏观背景是，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个月在负数区间运行，进出口连续下滑、用电量连续下降、企业利润连续回落、民间投资连续不振，可是当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却依然增长8。9%，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很值得统计部门出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