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国内生产总值GDP 绰号鸡的屁（第2页）

2003年2月，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对媒体说：“中央和地方增长率之间有一个差额”，这是因为“在GDP统计过程中，各地有重复计算，而且量还不小。”他认为，这是各级领导干部“GDP挂帅”的必然结果。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下滑，对长远发展不利。”　7

2009年4月1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出一篇题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的文章，作者Tom　Orlik曾经担任过英国财政部政策顾问。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地方官员人为操控GDP数据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中国10万名地方统计工作者在应该忠于哪一级领导方面存在问题。4天之后，这篇文章连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批示一起出现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引起众多媒体关注　8。

从每年发布GDP数据的过程看，国家统计局通常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初步估计，时间一般在每年年末和次年年初，得到的是一个年度GDP初步估计数；其次是初步核实，时间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最后是最终核实，时间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GDP年增长幅度就提出了8%的目标（称为“保8”），从此“8%”的GDP增长率就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这比经济发达国家GDP年增长率只有1到2个百分点要高许多，究其原因在于：这个数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如果经济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就无法吸纳这么多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由此造成的“三农”问题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

那么，GDP能不能更快发展甚至越快越好呢？这同样不行。

从历史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准确地说是“最热”）的时期是1992、1993年。1992年的GDP增长速度是14。2%，1993年是13。6%。当时的投资和消费双双处于高位，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两位数通货膨胀持续了3年，1994年甚至出现了高达24。1%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直到1996年才实现软着陆。可这时候虽然通货膨涨被治住了，却从这一年开始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当年年末的14个大行业中有13个行业全面亏损，钢铁、煤炭行业首当其冲。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回过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放10000亿元人民币国债，同时取消福利分房。但即使这样，1998年的GDP增长速度也才恢复到7。8%。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后的2002年，国民经济才一跳一跳地得到全面恢复　9。

GDP数据来源于交换产生财富的原理，这种交换的基本条件是：首先是双方自愿；其次是不妨碍第三方；最后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过。如果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数据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GDP数据货真价实，这是由GDP固有的缺点决定的。

例如，有一则笑话说，两位经济学家闲着无聊，相约一起去逛马路。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堆粪便，于是A对B说：“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给你500万（元）。”

B经常买彩票，希望有朝一日能中个500万元特等奖，可是至今未能如愿。现在想想只要能吃下这堆大便，就相当于中一次彩票特奖，便硬着头皮吃下去了。A在目瞪口呆加心疼之余，不得不付给B一张500万元的支票，那可是他多年的讲课费，心有不甘哪。

走着走着，前面又发现一堆狗屎，于是A对B说：“怎么样，如果我把它吃下去，你给我多少钱？”B说：“能给你多少钱呢？当然也是500万喽！”为了扳回本钱，A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

过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秘书模样的人握着他们的手说：“领导要我来感谢你们为本地经济发展创造了1000万元GDP。”

这时候两位研究GDP的经济学家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什么都没得到，却莫名其妙地每人吃了一堆粪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是减轻了环卫工人的负担而已。

从中容易看出，GDP可以进行各种分类，至少可以分为有效的GDP、无效的GDP、消失的GDP等概念。

有效的GDP，是指在现有GDP概念基础上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它更趋于完美。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有效，二是累积。具体计算过程是：用当年GDP总额减去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这样就会比原来的GDP概念更能真实反映富足程度和发展速度。

无效的GDP，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痛恨的GDP。举个例子说，全国各地都在搞工业园建设，甚至乡镇、村一级也有。可是这些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其中有部分厂房建成后就一直闲置在那里，杂草丛生、蚊蝇遍地，老百姓怨声载道。毫无疑问，当初在建设这些工业园时投资厂房、围墙等都是产生了GDP的，但它却是无效的GDP。

消失的GDP，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称之为付之东流的GDP。例如某地刚刚造好一座大桥，可是由于质量不合格或建在不合适的地段上，或者突然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大桥造好没多久就冲垮了。当初造这座大桥时给当地增加了不少GDP，但这些现在都消失了，所以说它是消失的GDP。有的城市建设朝令夕改，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屡建屡拆，每次拆迁都会消失掉部分甚至全部GDP的。

所以读者容易发现，即使是考察GDP指标也应该实实在在，必须剔除无效的GDP、消失的GDP，才能表明这种GDP促进了经济发展、形成了真正的财富。

当把GDP数据放在全球进行比较时，还必然要考虑GDP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可大了。

以日本为例，日本1970年的GDP是2068亿美元，1980年10279亿美元，1990年30222亿美元，2000年47661亿美元，2005年46638亿美元。从1970年到2000年30年间增长2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相反，从2000年到2005年间日本的GDP却居然减少1000亿美元。

要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唯一的原因是汇率变动。1995年时日元兑美元的最高汇率达到78∶1，后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逐渐降低到115∶1至118∶1，从而导致GDP减少。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预测，如果我国2020年前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并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那么我国在2010年时GDP总量就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比原来专家预测的时间提前5年；并且在2020年超过美国。事实证明，前者的预测已经变成现实。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总量而不是人均水平，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仍然不到日本的110　10。

读者在考察GDP总量时还很有必要考察它的推动因素，因为这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整个中国企业链定位于加工制造业，这注定中国经济必须在夹缝中挣扎。道理很简单，因为加工制造业是最不赚钱的环节。既然如此，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为什么又如此之快呢？这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

从国际上看，欧美国家和日本的GDP中70%是消费，社会需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种经济增长自然是正常的。可是在我国GDP中只有35%是消费拉动的，相当于上述国家的一半，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我国消费严重不足，深层次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有钱一定会想到把它用在上学、住房、看病上，不敢轻易消费。

所以在我国的GDP中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读者通常见到的高速铁路、高架公路、桥梁、地铁、房地产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使得我国在错误的制造业产业链上挣扎，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有企业、银行等火爆场面来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怪胎：GDP中消费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弥补；而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国内消费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越多，在心甘情愿遭外国人剥削的同时，又会有更多外汇储备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得中国制造业链条雪上加霜，全社会本该投在制造业上的钱不得不转向投入房地产、股票　11……想一想，我们的现状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考察GDP必须放在多种因素中比较才能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如果单看GDP数量，有时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并且还会把人引入歧途。

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2007年4月对我国正式访问时，曾经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的专访。访谈中，水均益提出能否请他将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个比较？这时候佩雷斯外长非常得体地说：古巴人民的平均寿命在77岁以上　12，18～23岁的青年人中50%以上在完全免费的大学读书　13……这一连串数据看上去是他在漫不经心中说出来的　14，可是却令国内专家们脸红了大半天。

要知道，在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最主要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过《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来进行评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在GDP基础上增加了健康和教育的度量，用来共同衡量人类生活质量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