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跳板九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第2页）

反过来，这也从另一角度促使政府要下决心冲破改革阻力，为我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打下扎实基础。这样看来，坏事就又变成了好事。

例如，进入2011年后智囊团举行的座谈会中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辛亥革命和前苏联解体。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前苏联解体、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20周年。

这两个政权过去曾经都以“改革”为旗帜，并且在顺应时代变革需求方面确实颇有建树，但最终没能逃脱覆灭命运，这是为什么？其中有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供我们今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反思。在这其中，彻底清除腐败、人人机会平等是最基本的一环。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公平。

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有大量工人失业。一位工人找到工作后领到了工资，然后从中抽出一部分返回给雇主，感谢雇主给了他这样一个工作机会。其他工人便把他告上法庭，说这是不正当竞争。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这个工人得到的工钱是自己劳动所得，完全合法；而现在他把其中一部分返回给雇主想保住这只饭碗，就有商业贿赂的味道了，因而是非法的。

由此可见，法律要保护的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对照这一条，我国当务之急是要铲除一切行贿受贿行为，因为它违反了这一法律精神。尤其是要防止政府机关在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时一哄而上、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推三阻四，这就更与创造机会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了。

顺便一提的是，无论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得出科学论断。但显而易见，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难追求得到的（除非实现了共产主义），否则就应当退而求其次，把机会平等放在比结果平等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这也是全球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之谈，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节　重点是打破社会结构固化

要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重点是打破业已存在并日益巩固的社会结构固化趋势，让社会充满活力。社会结构固化就意味着机会不平等。如果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激化将不可避免。

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拉丁美洲国家看，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程度。如果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是穷人、没什么翻身机会，就会首先想到“革命”，通过“革命”来改变现状、改变命运。这是一些国家经常发生社会动**的原因。

除此以外，社会结构固化会让人不思进取，因为他再怎么进取也没用；而这种思潮又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不愿意提高人力资源投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要靠“拼爹”，当然就用不着自己的个人努力了。实际上这就是社会结构固化的表现。

试想，如果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进城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仅靠家里现有的几套住宅对外出租，就可以过得比自己好上多少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激发真正的劳动热情。

也就是说，在一个结构固化的社会环境中，除了少数精英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其它绝大多数人都会丧失前进动力，结果必然会损害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从而拉低GDP增长。这在拉丁美洲国家可谓比比皆是。

那么，我国当前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我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和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然。”[7]

他认为，我国现在谈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都是动态概念，并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利于社会成长，也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是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新的动力。

过去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使得人们愿意去读书，这就保证了社会流动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非常高。先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不断涌现；可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流动性在不断下降，以致于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

要解决社会结构固化，最关键的是把现在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基础、法制基础建设上来。

可以学学美国的样子颁布《评选法》，消除性别、教育、健康等方面的不平等，让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任何组织、企业雇用员工都要规定少数民族比例占多少、妇女比例占多少，并且在涉及到有政府拨款的项目时给予优惠，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健康政府要做的事：“达者兼济天下”。

再例如日本，法律规定全国的师资力量要尽可能平衡，首都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边远小学人均经费的两倍；可是我国的这个差距是20倍、30倍，这就是不平等。日本教育法规定，老师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职超过5年，这样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重点中学”了；所有小孩都不可能因为父母出身觉得自己跟其他小孩有什么不平等。

关于这一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8]在1813年给友人的信中可谓说得十分精辟，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法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容易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官二代”恰好是杰克逊所称之为“既无德又无才”的“假贵族”，政府应当千方百计阻止他们进入国家治理队伍才对。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应该参加公平竞争、从中脱颖而出，然后参与治理国家才是。

通过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并且是自下而上地从普通选民层层选拔上来的话，显然他们未必都是德才兼备者，却一定会努力把国家引领到现代、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去。

最典型的是美国总统选举，选民们并不苛求候选人的经验和资历，只要能代表选民利益、在任期内兑现竞选承诺就行。你做得好，我们就暂时让你做下去；做得不好，我们可以立刻要求你下台，让别人干。相反，选民从来就没奢望要推举、拥戴一位无比英明的领导者来“改造”自己。从全球范围看，通过“伯乐相马”制度选拔人才，这种看上去非常理想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就会变成专制制度，这种模式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过[9]。

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说明什么？说明彻底打通社会结构流动渠道后，只要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拉出来遛遛”；而选民也并不希望你有多么英明、伟大，总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比较“安全”，即使这次选举“瞎了眼”，下一次也总有纠正过来的机会。

不用说，社会具有这样的“纠错”机制，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流动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种流动性推动社会进步。

因为归根到底，无论社会结构固化还是打破社会结构固化的呼吁，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选拔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问题。

简简单单一句话：什么样的社会会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把社会和国家治理成什么样，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1]刘植荣：《国外工资状况概览——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国改革报》，2010年3月16日。

[2]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

[3]罗必良：《机会平等是实现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南方日报》，2005年3月23日。

[4]江平：《真正的公平是机会平等》，《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15日。

[5]《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式规避实录》，新浪财经，2011年4月15日。

[6]《中国改革新路线》，《高层决策参考》，2011年1月31日。下同。

[7]蔡洪滨：《中国应避免跌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网，2011年1月18日。

[8]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主要领导人之一，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先后担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齐名。

[9]徐贲：《美国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广东《时代周报》，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