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跳板十 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第1页）

§第25章　跳板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对照现实，我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步走向“无产”化，所以当务之急要把这单薄的身躯变得健壮起来，有足够的力量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看，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中产阶级队伍庞大的橄榄形身材。

第一节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

从全球范围看，哪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经济就会越和谐、社会就会越稳定，中产阶级堪称是社会稳定器。所以我国在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后，也提出未来若干年内要大力培育中产阶级的要求，希望能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和谐社会、和谐经济的橄榄形作用。

中产阶级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近百年，可是在我国的正式出现还是2005年以后的事，过去相近的名词叫“白领”、“小资”、“小康”。从中产阶级的英文middle　class看，也可译为“中等阶级”、“工作阶级”、“中间等级”等。这个名词传入我国后，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的统一提法，称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目的是尽量避免采用“阶级”这样一个在我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词，但实际上是一回事[1]。

中产阶级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家庭资产“不高不低、处于中间”。资产过多，就进入了富豪阶层，不属于中产阶级了；资产太少，就落入了贫困阶层，同样也不属于中产阶级了。在美国，自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占80%。

那么，这里的“多”和“少”分界线在哪里呢？如果有这样的标准，岂不是每个人对照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属于中产阶级了？遗憾的是，这样的标准从来就没有过；如果有，也是非常含糊其辞的。

关于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界定，来自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该测算的起点依据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然后以这两个数据为区间依据，通过三重换算[2]，转换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指标为家庭年收入的下限是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考虑到地区差异，最终界定出来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50万元。

消息传出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处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公布过这样的标准，在正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这个项目；第2天，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数据其实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正式公布而已[3]。

这里，我们不去关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标准，也不去关心这样的标准是否代表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代表客观现实；单从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角度看，它因为具有社会稳定器作用，所以对我国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帮助。道理很简单，中产阶级规模越庞大，说明剩下来的富豪阶层和贫困阶层队伍就越小，这样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橄榄形状态，两头晃动（社会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道理上说，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也就意味着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增长，能够对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起直接作用。并且从边际消费倾向看，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他们对住房、汽车、手机、电脑、教育等的消费需求最容易成为我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且，中产阶级的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也都比较稳定，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政治越稳定、社会秩序越安定、经济发展环境越好”的依据所在。

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经验看，中产阶级队伍的大小是衡量这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从全球高收入国家看，他们的社会结构，也有一个经历最初从传统农业社会“金字塔型”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橄榄型”的过程。相反，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比重过小、社会贫富差距悬殊[4]。

设想到2020年我国中产阶级比重达到50%，社会和经济发展就相对稳定了。明确了这个思路，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经济发展了，才能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坚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如果像阿根廷这样长期动**，政策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中产阶级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规范初次分配、建立收入分配约束机制，“控高促低”，鼓励自主创业，也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用产业结构升级来引发职业结构变动，有效扩大中产阶级队伍。

正因中产阶级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起稳定器作用，所以一些国家有时候会不得不出台一些对中产阶级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有利有弊，不见得一定有效。

第二节　遏止中产阶级的自由落体

鉴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所以目前我国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可现实情形却相反，我国中产阶级队伍正在迅速萎缩，有人称之为正在发生“自由落体”，或者说正在“无产化”。如果是这样，就不但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效果还会适得其反。

2008年《海峡两岸报》在一期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别专题报道中，说得就非常中肯并且令人警觉：“去年忽然中产，今年不幸流产”、“一套房子消灭一户中产阶级”（房奴）、“一年消灭了中产阶级，谁炒谁亏，多进多亏”（股灾）、“你不是一个人在‘流产’”[5]日本媒体更是认为，我国的中产阶级“只是政治上的一个幻影，而且濒临瓦解。日本将其列为最重要的目标消费群的想法不切实际。”[6]字里行间，虽然充斥着诸多无奈乃至自嘲，但这种现实是必须警惕和扭转的。

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只有大多数人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努力和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富裕，这个社会才有光明前途。而在我国，中产阶级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多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成为“中产”的[7]，而现在却没想到被一套价格飞涨的住房受尽折磨，最终摧毁了我国真正的立国精神（个人奋斗），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怎样才能遏止中产阶级的自由落体、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我国目前主要是要解决以下三大问题，通过这三个方面来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8]。

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是要追求有积极意义的发展，避免负面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推进以市场深化为目标的改革，减少“权贵经济”，逆转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

二是处理好经济发展成果分享问题。主要是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成果分享，通过这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成为内需社会，就会非常不稳定。而这种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基础之上的。

这方面尤其要克服过去一直坚持的“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目前的问题是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太少。如果一次分配都做不到基本公平，二次分配再努力也没用。目前二次分配的问题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二是针对富人的税收不是空白就是收不上来，最终造成富人消费过度、穷人消费不足。

三是要确立社会政策，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促进中产阶级成长。现实情形是，由于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节节败退、在社会领域步步紧逼，致使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本来应该得到政府财政大力投入和政策保护的，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从而使得中产阶级越来越“无产化”。

第三节　稳定和壮大中产阶级

既然中产阶级是扩大内需消费的基础，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结构，那么仅仅遏止中产阶级的“无产化”趋势还很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值得关注：

一是要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道理很简单，中产阶级的概念直接关涉到家庭资产的多和少，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最终结果必然会使得家庭资产处于“中间”的那部分人越来越多，这就表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

据世界银行前官员刘植荣对全球工资状况进行的研究，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7%，这个比例越低说明这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

结果表明，全球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数，比例超过平均数的国家基本上在非洲、南美洲，中国为48%。与此同时，全球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6%，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中国为5。7%，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9]。

这表明，我国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二是引导理性消费、健康消费

专家认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幸福来源有三个：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是花得好。相应地，政府稳定和扩大中产阶级的重点有五个：一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形成高效的职业社会；二是鼓励创业、打破垄断、减少巨富；三是提高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加强个人工资谈判能力；四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五是对中产阶级群体适当减税，提高起征点和降低税率档次等。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一大杀手是房地产、股市。而房地产、股市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如何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消费、健康消费，不因超前消费或盲目投资白白葬送劳动成果，从而成为“无产阶级”，也是保持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举措之一。

一般认为，每月的买房贷款不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就不算“房奴”；中产阶级要拒绝做“房奴”，优先考虑租房。具体地说，国际上用来衡量房产运行状况的指标是租售比，当租售比（月租费与房屋售价之比）为1﹕300以下时买房比较合算，以上时租房比较合算，而目前北京的租售比已经达到600至1000，如果资金不是非常充裕，中产阶级应该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10]。

三是改变社会结构

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有必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中高端化；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抓紧培养和扩大中产阶级比重，进入结构大变迁时代。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关系等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