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跳板八 建立良好企业生态（第2页）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口红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旦现在乃至以后没有了人口红利，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甚至反而是一件好事。
归根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增加劳动收入。如果像过去那样经济增长20多倍，可是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在减少，又要这样的经济增长干什么呢？
上升到理论高度，人口红利的存在会使得政府在宏观制度层面更加偏爱资本，而不是偏爱劳动力，这是与以人为本相背的。
所以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政府在优待资本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如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等；可是在劳动力方面出台的优惠政策很少，即使有也往往流于形式。
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外来人口，如果他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一定量的资本投入，马上就能得到当地政府在户口迁入、税收减免、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优厚待遇，甚至享有一定“行政级别”；可是如果他只是单纯在这个城市出力流汗，就会处处遭遇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
今后人口红利的消逝，将会带来两大变化：在政府层面，会迫使政府改革各种劳动力流动制度，如同工同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放户籍制度等，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企业方面，会迫使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重视劳动力因素，以更高的劳动报酬、更好的用工条件来吸引劳动者，而不是只想着如何克扣劳动者。
道理很简单，这时候的劳动力已经从买方市场[7]转向卖方市场，否则“人往高处走”，劳动力就会跑到其他条件比你更好的地方去打工。如此这般，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普通劳动者，反过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企业好了，中产阶级的日子才会好起来。都说中产阶级应当成为国家主体，这样的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7年《世界财富报告》表明，全球百万富翁的构成是：36%拥有企业或出售企业，22%来自工作中的高收入，20%是遗产继承，11%是投资获利，9%来自股票期权，2%是其他渠道[8]。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最多的是工薪阶层，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对照上面的构成，如果你无法在工作中取得高收入，而只是“中等”收入，基本上就被排除在百万富翁行列之外了。
相反，如果你不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而是处在人均GDP12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这时候你在这个国家中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中等”收入，但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还是要高出许多倍。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或者反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两者之间是相通的：整个国家富裕了，哪怕你即使仍然是工薪阶层，也会因为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个人也变得富裕起来。
就好比说，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是一条普通公路，路面上到处是泥泞和陷阱，你的开车速度就怎么也拉不起来，让急于到达目的地的你只能干着急；可是当你换了一条通道，行进在高收入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上后，因为没有了这些坑坑洼洼，没有了交通阻塞，所以无论车速还是心情都会一下子提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压抑和沮丧。
虽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偷懒”办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否则，如果你处在中等收入国家，既不会像李彦宏一样创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又不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工作，又没有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更没有条件像巴菲特一样选择到一只盈利率高的股票，即使找到一个像马云一样的好老板他也不要你……那么你想想看吧，你就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要想跨越这个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企业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在起作用。
第四节 改变国有企业一枝独大
国有企业一枝独大，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保持更多活力，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占有巨大的全民资源，可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并没什么直接挂钩，表现在：一方面，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对该企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另一方面，该企业也不知道对全国人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发展到现在，虽然这些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大利润，可总无法引起全国人民对该企业的热爱和拥护；相反，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甚至还要因资源利用问题，与当地群众、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国有企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过去是举全国之力来进行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它们从债务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能轻装上阵。而现在国有企业轻装上阵了，却反过来与民争利，这种改革就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会质疑这样的全民所有制是不是真是全民的[9]？
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如何真正代表全民利益，如何在帮助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长子”作用？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谁能真正代表“全民”的问题了。
从历史上看，自从1983年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政策以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并没有向政府上交利润，只是在近几年才把利润的5%交给政府，2011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5%。可接下来要问：政府就能代表全民吗？政府财政就能代替全民权益吗？胡德平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来说：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它就既是国有企业又是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给股民分红，并且接受股民监督；而作为国有企业，它就必须给全国人民（而不是政府）支付红利。
政府从中得到的应该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国有企业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应该支付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因为上交利税给国家了，就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这是两码事。那怎么给全民呢？那要划入到每个国民的口袋里才算。
正因如此，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建议政府把最近两年国有企业的利润用于全民分红，发放4万亿元消费券。这种消费券可以设置使用年限（例如两年），一次性消费，不找零。从数量上看，发放4万亿的数额完全可以承受；并且，由于这一做法没有改变全社会货币供应量，所以不会推高通货膨胀[10]。
在这方面，蒙古的“全民分红”等措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消除绝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如果我国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扭转国有企业一枝独大局面，给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包括有形企业，也包括无形企业。尤其是后者，其隐性作用在破坏经济发展方面更容易被人忽略。
例如，2011年4月末，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选择国内最长的直达运输线路之一“广东-辽宁”线，跟随货车司机进行三天两夜的体验。结果表明，运费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用在高昂的过路、过桥费上，而且都是“一口价”，根本不可能讨价还价。具体数据是，2800多公里的路桥费为8978元，占这趟运费收入27500元的32。6%。相比而言，我国路桥企业的暴利要远远超出石油、证券、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据介绍，2010年我国货物运输总量的75%是由公路承担的，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20%到30%。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数据，以物流费用率（物流费用与物流物品价值之间的比值）为例，2010年我国物流费用率为9。9%，而日本只有4。8%[11]。一方面是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路桥企业居然成为暴利行业，企业生态环境还怎么能得到改善、提高呢？
所以，改变国有企业一枝独大，理所当然应该挤出这样的暴利，降低费用、还利于民。因为这种坐收渔利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发展了。
[1]夏燕燕、鲁怡：《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营报》，2011年4月1日。
[2]唐海滨：《企业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初探》，价值中国网，2007年12月25日。
[3]阮修星：《专家：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处黄金期》，《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2月7日。
[4]《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
[5]刘植荣：《国外工资状况概览——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国改革报》，2010年3月16日。
[6]傅蔚冈：《人口红利消逝或是好事》，《时代周报》，2011年4月25日。
[7]买方市场是指供大于求，买方在交易上处于有利地位，所以交易价格有下降趋势。与此对应的是卖方市场，即卖方在交易上处于有利机会。
[8]张蓓、罗燕红等：《中产伤不起》，《钱经》，2011年4月8日。
[9]谢湘、桂杰：《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成效：说太平盛世言之过早》，《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26日。下同。
[10]叶晓楠：《步步高老总建议用国企分红向全民发4万亿消费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4月10日。
[11]刘夏：《路桥收费暴利超过房地产，2800公里收近9000元》，《新京报》，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