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跳板七 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第2页）

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完全实行农村和城市一体化，而是硬要把农村和城市分开来看、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进行“单独核算”，我国的农村面貌也会比现在改善得更快。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验证的。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开始从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容易看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

尤其是1992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不断分化出来向城市转移。199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当年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1991年到1997年短短6年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高达3955万人[7]。

伴随着这一变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农业从原来的“纳税”走向支持和保护，并最终取消一切税收，反过来对农业从资金、技术等方面补贴，这也证明我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可以预计，以后我国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力度必然要进一步加大。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门槛的必然要求。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基础，只有城市和农业发展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两者健康发展。所以，今后我国的城市发展再也不能以剥夺农业、农村为前提，否则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利。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前面所说的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并不是主张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到城市去打工；就地转移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这就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来解决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观点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局面已经很难继续下去，迫切需要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促乡发展格局。

在这其中，尤其是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不用说，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这些本身就都是根治“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8]。

第三节　用雁阵模式实现经济轮动

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一大着力点，在于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看，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非常现实的一条途径是用雁阵模式实现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的经济轮动，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村发展水平。

雁阵模式是日本最早提出来的概念。雁阵是指大雁在天上飞的时候会摆出一个非常有效的阵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气气流提高飞行效率。

所谓雁阵模式，是经济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对亚洲经济崛起现象的总结。意思是说，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最早是由日本带动的，日本在其中起到领头雁的作用，“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呈“人”字型排开。[9]

先看领头雁日本。日本当初在经济贫困时，在全球最受欢迎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提高了，劳动力短缺随之而来。不用说，这时候日本原有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了。

怎么办？日本开始仿效雁阵，把这些自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转移给“亚洲四小龙”，自己一心一意地做带头雁。而当后来亚洲四小龙也像日本一样经济发展上了个台阶后，也继续利用这种雁阵模式把这些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和我国沿海，形成一个新的雁阵模式。

这种不断转移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的不同策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具体地说就是，我国目前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原来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这时候同样可以借鉴这种雁阵模式，把资本适时转向依然有人口红利的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除了这种国际版雁阵模式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所以在我国国内本身也是可以推开这种雁阵模式的。

例如，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向江西、湖南、安徽转移，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向重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山西转移。并且相对来说，这种国内版雁阵模式比国际版效果更好，因为这些地方毕竟处在同一个国家，资金、人才流动更方便，语言、文化背景也一样。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10]。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过去已经开始了，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作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举措。

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改革开放就在广东、福建两省展开，最早的排头兵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主要是吸引来自香港的资本投资；然后，带动广东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

90年代中期后，这种雁阵模式开始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伴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性历史机遇，吸引了1998年到2003年间来自全球跨国公司的大部分产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使得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发动机。

大约2005年左右开始，雁阵模式开始向以天津为主的环渤海湾经济圈发展，辐射华北和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发动机[11]。

至此，以长江三角洲为顶端，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为两翼的“中国雁阵”已初步形成。可以相信，接下来，这种雁阵模式在缩小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根据我国国情，雁阵模式还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农村漫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节　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

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都事关大局。从发展趋势看，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会撼动农业的重要地位；相反，越是高收入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越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三农”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呢？二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就不会有城市化和现代化，每个国家对此都非常清楚，城市里的贫民窟并不是城市自己产生的；三是“三农”问题单靠自己无法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统筹规划、大力支持。正因如此，每个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都会郑重承诺自己要如何重视农业发展，并把它放在谈判的首要地位。

有鉴于此，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国尤其是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国家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当会有些借鉴作用。

在美国，美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加强农业、扶持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用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廉价和日益丰富的农产品，为推进城市化提供保障，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双向共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