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跳板七 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第1页）

§第22章　跳板七：彻底根治“三农”问题

毛泽东说，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农民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彻底根治“三农”问题怎么也绕不过去。而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第一节“三农”问题由来已久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提到“三农”马上会令人联想到“落后”一词：落后的农业、落后的农村、落后的农民。我国有9亿农民，“三农”问题得不到公平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就必定跨不过去。

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三农”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可谓积重难返。远一点说，从1985年我国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政策、“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三农”问题就开始出现了；近一点，从1991年开始进行农民负担的调查研究和政策讨论算起；更近一点，是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从此以后问题似乎就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严峻[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这是10多年来的第一次。就在不少人欢呼时，具体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只有5919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1033元的四分之一[2]。如此悬殊，能说是公平、合理吗？！

除了经济收入外，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享受公共产品服务方面有巨大差别。更不用说在耕地保护、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民工就业、粮食安全、公共服务完善、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困境了。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改变小农经济现状的同时，改变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增强农民博弈能力。只有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了，才有公平可言。

在我国，目前要想彻底根除“三农”问题，必须解决过度城市化。城市化不是不可以搞，但不能过度，否则就必定会顾此失彼。

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循序渐进地实现城市化，以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为依托，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保持经济强劲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要力避“快速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两者矛盾。否则，城市化成本高企不下，就必然会大大降低城市化在开放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普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就包含这个因素在内。

鉴于此，我国以后在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要衡量推进这种城市化的成本是否合适，竭力避免“城市病”的集中爆发，确保城市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功能发挥到最大。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认为[3]，我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并且还有恶化趋势，关键是理论上就搞错了方向。具体地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农业问题，所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强迫农民回到土地上精耕细作等，都不可能收到效果。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土地。只要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的渠道，也就是打通“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分散化程度高，缺乏博弈能力。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因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和核心是农民问题，所以无任什么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看农民高兴不高兴、有没有积极性。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方面很不乐观，包括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政府很积极，可是农民不积极。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实惠，这就造成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主要是农协（农会），这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普遍做法。

从全球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在全球大体上三分天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的规模农业，这一点我们学不来，因为我国不可能通过血腥殖民方式扩充土地资源；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主要是休闲农业，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学，因为我们要保证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三是以我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实行的是人口密集的小农村社制。

这样一比较就容易看出我们的发展前景来了，那就是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由政府出面建立综合农协，变个体为组织，组织农民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政府不但减免税收，并且还要给予普遍性的财政补贴[4]。这才能体现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措施。

第二节　用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

要想彻底根治“三农”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注重用农村发展来推动城市发展，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不能偏废过多。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时，要由城市来反哺农村；这不能看作是对“落后农业”的补贴，而是一种“放水养鱼”举措。

诚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许多不平衡是由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决定的；而这种占有和分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能随心所欲进行调整。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破除人为划分，强调所有社会成员、所有社会生产要素在使用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嘛。

例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5]、征用农民土地、支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上，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转移等方面，为什么农村和城市不能完全一样呢？同是共和国公民，又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农村应该比城市低三分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法律不公了。

从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放在战略高度来对待。政府在农村体制改革、扶贫、扫盲、义务教育、农村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中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针，并且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种粮补贴，在农村实验并推广互助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

由此看出，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方面来寻求对策。例如，2005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的投入高达3397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可是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每年从出卖农民土地中强行拿走的数额却高达4000亿元[6]。这说明，事实上依然是“多取少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