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跳板五 坚决缩小贫富差距（第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日本进行了土地改革，主要是废除地主制，取消高达50%至70%的地租，把农田分给雇农耕种。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工会组织，制定了“劳动三法”，即《工会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承认工人建立工会的自由和团体斗争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日本1960年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计划在10年内将国民实际收入提高1倍的，结果仅仅7年后就变成现实。

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工农业生产发展同样严重不平衡，农村问题尤其突出。许多农民住草房、点油灯，每天只吃两顿饭。有鉴于此，韩国政府进入70年代后在全国大范围开展“新村运动”，通过政府支持、农民自主开发，把新农村建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日本和韩国通过上述活动收到的成效是，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遏制了业已出现的贫富差距，经济实现了可协调发展。

在社会保障方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就十分重视，并且在80年代泡沫经济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严重、长期经济衰退的力量。

所以，当后来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一样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时，早就做好制度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日本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在这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顺利度过了难关。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会有那么一部分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政府最应考虑的事。如果政府不考虑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给予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自己又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是目前中等收入国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方面解决得好，会非常有助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土面积比我国略小，但只有2亿人口。2002年巴西总统卢拉上任、2011年初离任，在这8年间巴西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17。3%，其中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34%、高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12。4%，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67%（这还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6]。

2003年到2009年间，巴西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增加了11%，最贫困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增加了72%，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为帮助巴西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了良好基础。2010年，巴西人均GDP已从2003年的3085美元猛增到10886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1115美元只有一步之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虽然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2003年到2010年间经济累计增长37。3%，2010年更是达到24年来的最高点7。5%，但与社会政策的成功相比，“巴西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后者。

在这其中，巴西对贫困家庭实行的“零饥饿计划”尤其令人赞赏。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家庭救助金计划”，凡是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7]的家庭，只要保证孩子上学并接受免疫，就可以享受到每月15到95雷亚尔的补贴。这项计划把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补贴、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在一起，称为“家庭救助金”，在制度设计上对保障穷人很有一套。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账户，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又增加了透明度，还有效防止了中间克扣、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现在的巴西不但实行了八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并且读大学、读研究生也全都免费。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1%，名列全球第14位，世界银行高度赞赏“巴西经济增长真正实现了造福穷人”。

同样的制度也正在被印度借鉴，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

在2011年4月举行的中国海南论坛上，印度最重要的消费品公司董事长Harsh　MARIWALA介绍说，过去几年印度的GDP年增长速度达到6%至9%，最糟糕的一年也有6。5%，预计2011年将达到8。5%。并且这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了，政府的财税收入就提高了，给政府补贴穷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实践证明，过去印度政府给贫困人口发放的许多补贴很多被浪费掉了，并没有真正起到造福穷人的作用。

有鉴于此，印度政府正在改进如何帮助穷人的制度，目前正在启动庞大的IT计划来改造政府体系，即根据每位公民的身份证号码，通过银行把补贴直接发放到每个人的个人账户上。虽然这个系统目前还没有建起来，但印度政府对此很有信心，也觉得非常有必要，补贴水平也是很高的。归根到底，这能彻底避免过去的发放遗漏和资金滥用现象[8]。

第四节　收入公平分配是基本前提

缩小贫富差距的基本前提是劳动者收入的公平分配。因为归根到底，缩小贫富差距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也不是为了吃大锅饭；只要这种贫富差距是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就不但没问题，而且政府还应当予以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起强大的生产能力，尤其是我国制造业更是被全球誉为“世界工厂”；可相比而言，有制造就应该有消费才对，与“世界工厂”相对应的应该是我国的消费需求地位同样必须得到提升，而消费需求地位的提升必然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且对收入分配提出新要求，其中必然包括缩小收入差距、实行收入公平分配在内[9]。

对照现实，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经济不平衡，实际上都与居民收入水平过分悬殊及分配差距过大有关。更不用说，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条件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不能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哪里还谈得上产业结构升级呢？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应当把扩大消费和缓解政治压力结合起来，共同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目标。尤其是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公”，所以要重点解决“同工不同酬”、“权力参与分配”等问题，这是当前我国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否则，这就违背了我国当初实行改革开放的初衷。

正如2011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回忆他的父亲、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时所说，在胡耀邦看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很明确，那就是要“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10]

胡耀邦说：“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

胡耀邦既不认可前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让胡耀邦感到很得意的一件事，是1984年他在贵州最早提出的“富民政策”。后来他在甘肃又提到，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民怎么富起来。在他看来，人民富裕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贡献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纳税的过程。人民富裕必然会导致国家富裕。为此，1985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我们的口号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

然而奇怪的是，1987年1月中旬在对胡耀邦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居然就有人指责胡耀邦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胡德平说，有人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称为“太平盛世”，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这样评价，而他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突发期，说太平盛世还言之过早。

为什么这样说呢？“全球第一”的贫富差距就足以一票否决这一观点。正如一位学者这样写道，当他“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与悲凉……”他就知道，这时候“再在媒体上探讨我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已经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活生生的现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多关注穷人，看一看真实的社会现状，才是各级政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媒体应有的责任。”[11]

[1]任冠军：《日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网易财经，2011年3月2日。下同。

[2]刘植荣：《国外工资状况概览——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国改革报》，2010年3月16日。

[3]任冠军：《日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网易财经，2011年3月2日。下同。

[4]任冠军：《财产公示为何这么难》，网易财经，2011年2月27日。下同。

[5]任冠军：《日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网易财经，2011年3月2日。下同。

[6]王明远：《周志伟：“巴西奇迹”有何启示》，《新世纪》，2011年4月7日。下同。

[7]2011年6月17日的汇率是：1巴西雷亚尔=4。03元人民币。50雷亚尔相当于人民币200元。

[8]《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式规避实录》，新浪财经，2011年4月15日。

[9]乔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

[10]谢湘、桂杰：《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成效：说太平盛世言之过早》，《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26日。下同。

[11]司金：《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海内与海外》，2006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