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陷阱七 就业困难（第3页）
第四节 就业困难还将继续下去
我国的就业困难还将继续下去，并长期存在。这不是危言耸听，也没必要危言耸听。但毫无疑问，我国明确提出要增加国民收入，有人甚至认为增加国民收入就是增加工资和减税；可是在政府看来，更重要的当然是首先解决就业、促进充分就业。
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就业不仅是增加一点点工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有有了可靠的就业岗位，才会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集体感，才可能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充分就业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我国的就业困难与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有关。所以为了应对劳动力供给短缺，政府必须把关注重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必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训值得借鉴。20世纪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发展力度非常快，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形非常相似。
可是接下来，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两极分化严重，并且诱发了大量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动**。实际上，这就与劳动力供应短缺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我国仍然会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如果做不到把经济增长驱动力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以替代过去的那种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6]。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来的，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它的完整概念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容易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其计算方法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在这其中，作为人口红利代表的人力，只是各种资源要素（人力、财力、物力）中的很小一部分。只有把目光放在大力促进技术进步上，才能取代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短视行为。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称为索罗余值，反映的正是在去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说穿了就是，只有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维护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相反，如果政府一味保护落后产业，就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长远发展。
从这一点上看，蔡昉认为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年增长10%是一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困难。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可能会给农民家庭发出一种错误信号，认为“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出来挣钱。如果是后者，同样会影响我国以后人力资本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危险，这才是要极力避免的。
那么接下来看，怎样才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呢？最简单、最通俗的做法是工资协商制度。从道理上讲，劳动力虽然也是一种商品，可它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不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只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以外还要受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约。
所以在我国目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来决定当前社会的工资水平。这也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给我们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劳动争议不断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政府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创造一个制度平台来对此进行规范，形成一种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有效机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可是，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正如前面提到的资本的能耐，它能在确定国际分工时随时改变自己的态度——当资本看好某个行业有利可图时，就会千方百计地迅速进入，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分工。
不用说，新的行业分工，又会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新的就业岗位、新的产业工人。由于这是一个新行业，所以具有与此“有若干年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很少。相反，却由于新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人员配备的数量减少了；与此同时，资本从其他行业抽出进入新行业，也会对其他行业的人员配备数量进行压缩。两者合计，全社会的劳动岗位就减少了，就业困难更严重了。
所以能看到，当全社会就业困难的时候，这些失业人员就会与就业人口相竞争，使得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至少也会拉低工资上涨幅度）；而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就业就越来越难。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就会出现“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的尴尬局面。
具体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7]1993年到2005年间我国工业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与就业增长关系不大。1998年到2006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3万元左右上升到18万元左右，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万元左右上升到10万元左右。1998年以来，我国就业岗位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产出和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如果不出现就业困难才奇怪。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要知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是，全球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年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5。59万美元、卢森堡5。56万美元，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区区1。26万美元[8]。
可以想见，随着今后劳动生产率的必然提高，就业困难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成巨大挑战。
按理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一部分人就业发生困难，应当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不断有劳动力从原先的行业（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新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
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会觉得疼。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失业在家、衣食没着落时，才会感觉到这种失业有多么痛苦。更何况从社会发展趋势看，这种由于资本转移所提供的新岗位数量会远远没有资本拉动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过剩人口数量多，从而导致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下同。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3]李欣欣：《十大深层原因造成中国“就业难”》，《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2月4日。
[4]刘冠南：《抚养13年后，东莞母亲浴缸溺死13岁脑瘫孖仔》，《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6日。
[5]李珊珊、李斌：《就业再难，学生也不愿去西部，称怕对不起家里人》，《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9日。
[6]常红晓：《蔡昉：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新世纪》，2011年2月21日。
[7]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8年12月18日。
[8]翰啸：《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我们需要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中国经济网，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