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陷阱六 公共服务短缺（第3页）

除此以外，谈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例如众所周知的“农民工”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从数量上看，“80后”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40%，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生活、工作，所以政府完全应该在让他们融入城市方面努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也就是说，今后不应该再有“农民工”的概念，“十二五”期间非常有必要让农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

第四节　公共服务短缺的后果

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构成一道障碍。具体地说，公共服务短缺的后果表现在以下几方面[6]：

阻碍公平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尤其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费用支出上涨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性质的消费方面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就会对这些家庭的生活消费产生严重挤出效应，表现为消费率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同时，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从具体数据看，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21%和15%，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分别提高7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它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为5810。7亿元。

从国际上看，2001年全球高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6%至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4%，低收入国家平均值为3。7%，可是我国2008年才只有3。0%。再从国家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看，2001年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7。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1。9%，低收入国家为1。2%，而我国2008年才只有0。9%。再看同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13。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7。9%，我国2008年才只有2。3%。

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我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而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阻碍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

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提高全民素质、创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也是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保障。如果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就会阻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目前，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左右，可是我国只有35%左右，这就与全社会提供的基本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不够有关了。

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中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入，能够使得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公共基础设施每投入1元产值增加6。75元的幅度。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体重不足，将来成人后平均智商要比正常人低5到11个点，对他们的劳动能力会产生负面影响。在过去4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中的8%到10%是因为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带来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及其家庭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业已成为影响全国劳动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一大障碍。

从中容易看出，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方面的不足，都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掉入国际警戒线，这很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比较完善，这种贫富差距本来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缩小的，既能缩小初始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又能减少绝对贫困，这样就会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了。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已经形成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要占30%至40%。只占全国人口30%的城镇人口分享60%的政府卫生投入，2007年我国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4。2倍，2005年上海市小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广西的31。5倍、中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安徽的27。5倍，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和不平衡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和谐发展。

不利于建立重大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责任不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已经严重影响重大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不利于多元化利益主体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

例如，上亿规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跨省打工，就迫切需要全国一盘棋地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党团关系接续，制定全国一盘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包括人均支出标准、实物标准、设施人员配备标准、财政投入标准等，尤其是在养老、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应该享受哪些权利，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承担哪些义务等。

不用说，因为牵涉到重大利益协调，所以这里必定会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全国统一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有差别，但制度应当全国统一并对接，否则哪里还谈得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呢？

明白了这些，或许就知道为什么我国30个省会（不含拉萨）居民会全都感到自己“不幸福”了。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表明，上述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分，最高的海口也只有55。08分，而从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及格线应该是75分。

这充分表明，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可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仍然处在“一般”（50分）的水平，包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得分仍然都没超过50分[7]。

[1]岳振：《医疗改革是保障民生之要》，《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15日。

[2]人的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等）组合”。这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个人可行能力的最大满足。

[3]迟福林：《中国人类发展入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新华网，2008年11月17日。

[4]张旭：《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小康》，2011年3月3日。下同。

[5]《保障房成国企各地公务员福利盛宴》，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11年5月19日。

[6]迟福林：《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人民网，2010年10月25日。下同。

[7]定军：《30个省会居民全部不幸福，教授震惊经济增长未起作用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