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陷阱四 腐败多发（第2页）

在我国这样一个公有制国家，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收入分配不能置于阳光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会造成严重障碍。

所谓灰色收入，是指在现行体制、制度中已经实际形成可是却并没有被追究，或者暂时不被追究的“潜规则”下形成的收入。灰色收入可能并不违法，但肯定不合理。它的透明度很低，或者根本就没有透明度，是在钻制度和法律的孔子。

灰色收入的实质是公共资金和公共财产的暗中分配。它减少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加的是少数个人的收入。目前我国在公共资金使用、资源和土地管理、自然资源收益、垄断性收入等环节上，普遍存在着这种情形。这也是导致我国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家宋晓梧，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尚有53。4%，2001年就下降到51。4%，2007年更是猛跌到39。7%，七年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7]。与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相应的是，我国灰色收入规模在急剧扩大，成为分配不公和腐败的根源。

不用说，既然叫灰色收入，那就不是人人都有份的，只有有权有势者才能获得灰色收入，这就进一步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

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与2005年相比3年间增长1倍，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他认为，“高收入阶层出现严重的隐瞒收入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大量来源不宜公开的收入，这与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密切相关，也包括各种违规违纪收入。”[8]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应该是国家统计局所说的接近临界点概念，如果计入灰色收入，早就进入了警戒区。

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更近了，收入分配悬殊已经严重危及社会和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发表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连续登出王有捐、施发启两位统计官员提出的商讨。实际上，在这种探讨背后重要的不是有关统计数据真实性问题，而是“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9]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掌握准确的统计数据，否则一切分析都无从谈起。

那么，王小鲁又是根据什么来评估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呢？看看这个立论是否成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读者如果能认真看看王小鲁他们采用的调查方法就知道，这样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信度更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灰色收入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滞后、政府改革不到位。

正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分析的那样，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每个人的先天秉赋和后天努力不同，按照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来说，当然会有差距，这是正常的。二是政府改革不彻底，导致出现了“制度漏出效应”产生了诸如“灰色收入”等。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灰色收入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多少倍，有没有灰色收入当然就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了。三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造成的差距。

从中容易看出，在这三大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正常、合理的，第二、第三个原因是不正常的，也是迫切需要纠正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好像目前并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至少是纠正不彻底。

第四节　腐败或致社会倒退或灭亡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表明它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只是因为无法很快跨越整个过程而变得步履重重，不得不在陷阱中挣扎徘徊。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社会进步、发展，甚至导致倒退或灭亡。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一大顽疾，有低谷也有**，具有一种周期率。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总是比较清明的，君臣相对廉洁，腐败问题不会很严重。可是往往经过几代人之后（一般只要两三代），官场就会变得昏暗起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有朝一日到了官场上墨黑墨黑、民冤沸腾时，也就表明这个王朝的末日将来临了[10]。

以我国清朝为例。我国清朝虽然属于封建社会，可是如果放在现在也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还是具有借鉴作用的。在顺治皇帝入关时，王公大臣们还多少保留一些关外游牧民的那种朴实作风，政治清明。尤其是在顺治10年（1653年），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在大范围内对官员进行考核，一共对969名官员进行革职降级，并且从此建立了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

到了康熙年间，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而且朝廷的那种廉洁作风依旧。举个例子来说，当时的朝廷人员只有明朝的5%~10%，经费开支也只有明朝的12。5%。而到了接下来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就开始抬头了，只是因为雍正皇帝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所以腐败问题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

接下来是乾隆时期，腐败现象开始走出谷底、强劲上扬。顺治帝当年建立的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走过场。不仅如此，乾隆40年（1775年）后居然还出现了公开的索贿行贿，官场和市场相差不大，一切政务都变异成了商品。

可想而知，在进入嘉庆、道光时期后，越来越膨胀的官吏腐败又会怎么样了？一句“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就可以概括一切。到了咸丰时期，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推而广之，这种腐败周期率不仅仅存在于清朝，在其他朝代也同样如此。总体来看，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信仰缺失。具体地说，就是在这些官员身上已经找不到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等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执政理念的实践，没有信仰，终致堕落。

二是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顶端，掌握着最高权力。整个王朝都是皇帝的，按理说皇帝应该比任何人都痛恨腐败才对；但实际上，社会机构越来越庞大，对皇帝的能力、身体、毅力、职业道德等也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干这份工作比较轻松。他们对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十分珍惜，并且是真刀真枪杀上来的，所以工作起来任劳任怨，既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可是后来的皇帝就没这份感情了，也不一定有这份能力，导致腐败环境越来越宽松。

三是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封建皇朝一大特色，官多害人。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官僚体系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盘根错节，官员人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哪里还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腐败环节越来越多，改革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执法者投鼠忌器，只好不了了之。

例如，如果对照当年顺治帝颁发的“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的戒律，清朝中后期所有官员都得抄家，这样做显然不可能，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王朝自生自灭，“总把旧桃换新符”了。

所以说，腐败问题就像毒瘤，如果不能彻底根除，就会蔓延到整个官僚体系，最终导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的主要原因之一。

[1]高源：《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第13期。

[2]林喆：《官员腐败现“落势化”倾向，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人民网，2010年7月21日。下同。

[3]《山西贫困县小官狂敛2000余万，欺负走三任局长》，《山东商报》，2011年5月9日。

[4]《香港廉署：非“高薪养廉”，而是“零度容忍”》，《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25日。下同。

[5]谢作诗：《腐败与经济增长》，价值中国网，2010年1月21日。下同。

[6]颜颖颛：《外媒称腐败危及印度经济增长，总理誓言改革》，《新京报》，2011年2月15日。

[7]《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

[8]《中国居民“灰色收入”引发争论》，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31日。

[9]王小鲁：《直面收入分配恶化，不能躺在虚假数据上分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7日。

[10]张程：《跳不出去的腐败周期律：专制王朝如何走向灭亡》，人民网，201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