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陷阱四 腐败多发（第1页）
§第9章 陷阱四：腐败多发
在过去政府用土地吸引招商、安排就业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对我国经济的破坏作用一度被掩盖了下来。但接下来西方国家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市场吸收我国的巨大产能，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腐败问题不解决，我国要想走出陷阱绝无可能。
第一节 腐败是掉入陷阱的最大诱因
腐败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令人担忧，从而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可能。
《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进行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表明[1]，“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被排在第一位，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占52%，从而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
在这项调查中，76%的网友认为腐败问题“严重”，18%表示“比较严重”，两者相加比例高达94%。而在这50名专家中，认为腐败问题严重的占30%，“比较严重”的占26%，两者相加比例为56%。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从古至今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也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普遍存在腐败问题；并且，由于腐败问题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并不少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认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问题，即来自权利和资本相结合，尤其表现在腐败问题早就出现“落势化”倾向，说穿了就是腐败到根子里去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腐败落势化现象就是其中之一[2]。
最早出现落势化倾向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逐渐向民众层面上下落，也就是说，只要与公共权力有关的行为，都会发生异变。举个例子来说，各行各业的营业员、收银员、仓库保管员等，也都会利用自己手上的那点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社会权利意识的腐败。除非自己手中没权，有权总想腐败一把，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发展到现在，这种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从高职位上下落，也就是说一步步地向基层渗透，已经落到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干部。
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也就是说，在这些工作人员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用权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权力用作自己谋生和发展的私权。
腐败落势化一直落到科级干部以下，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科级干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轻。也就是说，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环境中已经渗透腐败机制，再加上用人制度不当，就出现了所谓“贪官低龄化”趋势，这从2009年以来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可以得到广泛证实。
例如，近年来媒体披露的敛财6000多万元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拥有个人财产近3亿元、房产38处的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轻松套走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敛财2000多万元、欺走三任局长的山西省保德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志强[3]等，都只是科级、副科级、股级干部，可就是因为不是管钱就是拥有实权，并且缺乏有效监督，从而导致“小官大贪”问题频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就是科级干部最接近于基层，与经济活动联系最直接。归根到底，政府经济活动最终的项目投资都是要落到最基层的，这些科级干部就是最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机会接近大宗财产，一旦心术不正或管理有漏洞，就会进行贪污腐败。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有些科级干部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涉案金额。并且，这个级别的干部人数众多，一旦腐败起来危害极大。
那么接下来问，怎样解决这些腐败问题呢？能不能通过有人说的那种高薪养廉来解决呢？不可能。高薪养廉只是一种传说，一个童话故事。因为人从本质上说都是自私的，最可靠的是监督而不是自觉。
说到高薪养廉，大家引用最多的是香港的例子。可事实上，香港实行的根本不是“高薪养廉”，而是对于腐败的“零度容忍”[4]。
在香港老百姓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廉政公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这正是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宣传词：“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这里的“你”，就是在香港的每一个人。只有每个人都来监督政府廉洁自律，再加上廉政公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才能共同构成香港的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商业环境。
打铁先要自身硬。香港廉政公署的高素质、高效能并不是高薪“养”出来的，他们的薪水只比同级公务员高10%左右。2011年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17年排名全球第一，评选机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首要原因就是香港具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第二节 腐败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
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腐败高发必然会导致经济停顿或倒退，有时候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这样说并不是指腐败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功”，而只是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显而易见的是，腐败多发会导致这个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步履重重，甚至导致社会倒退和改朝换代。虽然高收入国家也有腐败行为，并且可能还很严重；但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方式不一样，具体地说是所有制纯度不同。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可能与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有关。
换句话说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与公有制有关。相反，在一个纯粹的私有制或纯粹的公有制国家里，腐败行为有可能会减少到最低程度。前者如美国，后者如朝鲜。
据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谢作诗教授研究，在一个腐败盛行的国家，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是乏善可陈，要作客观分析[5]。
以我国为例，腐败的本质就是寻租，就是把公共资产转为私有。当然，这种转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点肯定，那就是如果没有了公共资产，也就谈不上腐败（私有资产之间的转移不叫腐败，叫交易）。所以，在一个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中，就不会出现腐败土壤。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都非常罕见，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以导致腐败现象在全球各国都非常普遍。
但每个国家的腐败性质和后果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对经济的促进和促退作用了。在一个产权公有的社会里，腐败意味着公有制的瓦解、私有产权的界定和市场的形成。最典型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走后门”，这就是一种腐败，其结果是加速我国市场化趋势。可是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这时候的腐败就意味着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破坏，这种腐败对经济发展就会有破坏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腐败行为较为严重，可为什么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如此之快呢？这就要从我国面临的特定国际环境来认识。
从理论上说，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因此一定会导致被过度利用。这就是读者看到的，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招商引资就越是热火朝天。因为对国家来说，公有制土地并没有成本，卖出去就是钱。
在我国，由于大量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的，所以只要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引资，很快就能带动经济增长，这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可以肯定的。相反看西方国家的政府，由于它们的一切生产要素都属于私人所有，所以你看不到任何国家会对外“招商”，因为它们的政府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对外招商，政府无权动用私人生产要素。
拿公共生产要素出来对外招商，无论价格高低，只要能换来资金和技术，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世界工厂”，这样就又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也是一种资产，但这种资产和土地不同，没有活干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招商引资恰好能一箭双雕：既换来了资金和技术，又换来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就业，从而推动了我国的高投资、高增长。
但应当看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国的巨大产能能够被西方国家所吸收，但以后就未必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这样走下去了。
所以，不是说腐败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破坏，而是在过去的这种特定国际大环境下，这个问题被掩盖了；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我国下一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关于这一点，印度可能比我国看得更清楚。印度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经济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究其原因在于，印度银行不断的加息和腐败丑闻盛行，已经使得投资者顾虑重重，严重威胁到印度的长期经济增长。
印度主流媒体《今日印度》杂志刊发社论认为：“2010年，有一个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承认，腐败正在危害印度的国家形象。为此，印度有14位社会知名人士于2011年1月17日给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直言腐败已经成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在侵蚀国家肌体，所以必须以“紧迫感、决心和战时体制应对这种病症。”[6]看来，他们遇到了与我国同样的困扰。
第三节 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