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陷阱三 贫富分化（第3页）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种不公平、不正常司空见惯，谁也不能完全杜绝。就好比说，无论谁来组织拆迁，都不可能只去考虑是不是会因为拆迁造成相邻两家的贫富差距，而打乱自己的拆迁计划。最痛恨的是，一些知道内幕的人会利用这一点损公肥私或其他什么的。

第四节　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当然会直接影响贫富差距了。转移规模大小、转移方向不同，都会直接导致贫富差距及差距大小。

那么，财富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是怎么转移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2004年就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并且指出以下四种转移途径（他形容说是“掏腰包”）：

企业老板掏劳动者、工人的腰包

这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因为按常识，工人给老板打工，应该是老板发工资给工人的呀，哪里有老板问工人要钱的呢？实际上，这里所说掏腰包的并不是老板不给工人发工资，而是老板故意压低应给工人的劳动报酬，或者少交社会保险费等，变相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据钟伟的研究，2004年时我国工人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偏离正常状态的幅度大约是每个月200元左右，全国1。85亿工人，相当于一年下来企业和老板从他们身上掏走4400亿元腰包。

这4400亿元本来是全国劳动者的，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企业和老板口袋里。

借款人通过银行掏存款人的腰包

银行的存款贷款，实际上是向穷人借款、给富人放贷的过程。撇开银行的这种中介作用不谈，实际上这个过程反映的是富人向穷人、普通百姓借钱的过程。

这里的掏腰包并不是说借了以后就不用还了，而是指这种利率是负利率（正常情况下是负两个点的利率），“借到就是赚到”。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存款者，年初你把100元钱存入银行，一年后能得到3元利息。虽然这时候你的100元变成了103元，可实际购买力却只相当于一年之前的98元。

这2元钱到哪里去了呢？实际上就从存款人的腰包里转移到了借款人腰包里。这笔数额有多少？据钟伟研究，2004年时是600亿元人民币。由于存贷款规模扩大了许多，通货膨胀速度也大大增加，这个数字目前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存款人每年都有1000亿元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流到了贷款人腰包里。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作为中介机构的银行效益怎么会“越来越好”了，它横竖都不亏。

政府通过股市掏股民的腰包

无论股市涨跌、股民盈亏，政府收取的印花税总是雁过拔毛、雷打不动的。所以你进出股市越频繁，政府和证券公司从你身上收取的税费就越多。这个数字有多少？每年至少在1500亿元以上。

按理说，股民买入股票应当属于投资范畴，买入股票后就成了公司股东。可是我国的情形比较特殊，几乎没有人真正从这个角度投资。究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给股民的分红太少，长期投资只能是非份之想。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股市的融资总额高达3。7万亿元人民币，可是给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0。4万亿元；相反，由于公司上市却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这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就说明这些亿万富翁是从股民身上掏腰包，成就了他们的富翁地位。

除此以外，股民（包括个人和机构）在股票投资中的亏损，也是一种被掏腰包过程。2011年我国上证指数全年跌幅高达21。68%，是历史上的第三大年跌幅，由此造成的财富转移是天文数字。

土地转让过程中的被掏腰包

据钟伟计算，我国在土地转让中的损失实际上就是政府和开发商伸手掏腰包的过程。仅仅是土地性质的改变，从原来的耕地变成商业用地，政府就能从中大捞一笔，开发商又能从中大赚一笔，就属这种性质。

外国人掏中国人的腰包

例如，主要途径有：中国人通过移民、留学、旅游等方式，把资产直接转移到国外去投资、消费；出口补贴退税（为了保证出口规模，压低出口价格，由政府来补贴企业的出口行为），实际上就是用公共财政补贴国外消费者，这个数额每年高达5000亿元；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如中国石油在海外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可是在最初4年中给国外投资者的分红就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额的4倍；等等。

仅仅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只股票看，每年在海外的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即六七千亿元人民币；可是回过头来看我国国内的股市，全部上市公司在过去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还才只有2000亿元人民币！

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北京控股”2010年全年盈利约8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有7000多万元用在股东分红上。也就是说，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获益者除了企业就是境外股民。先不说高速公路收费这种公共资源能不能变为企业的“摇钱树”，仅仅从我国内地全体国民作为大股东出资人居然只能从中获益1／8（而且还只是挂在账面上），就完全应该怀疑这种盈利能力超强的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上市、争先恐后成为海外上市公司了。把国内赚的钱送到国外去，这种“利益输送”令国民很受伤，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如果继续追问下去，我国海外上市公司每年分红多少究竟应该依据什么？由谁说了算？如果完全是企业董事会说了算，那还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干什么？如果国资委在其中把关了，又怎么会一方面要全体国民忍受高过路费，一方面又在股票分红上厚此薄彼——给海外股民分红是倾其所有，给国民分红只是意思意思[7]？

其他

如行贿受贿、提成回扣、人情往来等导致的财富转移普遍存在，并且渠道日益呈现多样化。

对此，长期以来既缺少系统调查，更缺乏相应的权威数据。但简单推断就知道，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其中虽然有一部分财富转移是会相互抵销的（如人情往来），但这种情形只是极少数。尤其是在地位悬殊的人群中，人情往来不仅不可能对等，并且还会挟裹着种种灰色和暧昧在内，变成“一边倒”。

从已公开的报道看，一些贪官污吏一个春节、一次儿女嫁娶、一场病生下来所收取的名为“人情往来”、实则行贿受贿的数额就有几百万上千万之巨，这种财富转移力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1]孙立平：《贫富差距再思考》，《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7日。本章同。

[2]《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财政支出108930亿》，中国经济网，2012年1月30日。

[3]也叫广义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国债收入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

[4]孙玉栋、史翔宇：《我国税收负担问题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11年第9期。

[5]俞靓：《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证券报》，2011年1月24日。下同。

[6]徐蕊、韩洁：《亚行：中国国企分红不足，建议国企上缴更多红利》，新华网，2011年10月2日。

[7]苏文洋：《国企海外分红要向国民报告》，《北京晚报》，201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