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无惧病耻（第2页）

奶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教我做家务和做人。“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是她常念叨的经。每天早晨，她第一个起来，督促我起床。冬天，炕上放一个火盆，火烧得旺旺的，她盘着两条腿做针线。每到端午节，她都绣荷包，给每个荷包打上好看的穗子，分给我们兄妹三个。端午节那天，嘱咐我们把荷包扔到河里，让河水把一年的霉运带走，保佑我们平安无事。

奶奶有个红木柜子，里面锁着好吃的东西，钥匙别在她的腰带上。对于我，这个柜子好像一个潘多拉宝盒子，充满了**。夏天的杏、秋天的梨、冬天的柿子，亲戚送来的甜点和过年炒的栗子，都锁在柜子里。每次打开柜子，香气就会飘出来。

有一年春节，因为琐事，我和奶奶拌了嘴。我把栗子炒熟了，躺在炕上生闷气。奶奶叫我，我也不理。听他们边聊天边吃栗子，我在一旁委屈地暗暗掉泪。快开学的时候，奶奶打开柜子，取出一小袋栗子，叹息一声说：“你这丫头太犟了，说你两句，就生这么大的气，你吃不到过年的栗子，我心里不好受呀。拿着到学校吃吧。”我背过脸去，眼泪掉了下来。

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照顾弟弟。母亲走去世的时候，弟弟刚四岁，矮小瘦弱。他喜欢和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常常被调皮的大孩子打哭了回家。每次看他哇哇地哭，我也忍不住掉眼泪，恨自己不能保护他。

少年的我，焦急地盼望着长大，盼着自己能够撑起一个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过年能吃上肉，穿上新衣服。

（二）

我患抑郁症要追溯到2010年4月。那时，我和老公在同一所乡村学校工作。老公从教10年后，考上了公务员，去县城上班。我们开始了分居生活，只有周末才团聚，这种变化让我很不适应。

在学校，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材料。表面上我文文弱弱，骨子里倔强好强，敏感自卑。工作中出现一些矛盾，我就会陷入深深的纠结和苦恼中。

2010年4月，我在学校值完夜班回到家，疲惫不堪，上炕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我的耳朵异常灵敏，听见屋里闹钟的滴答声，还有山上的鸟叫和清晨公鸡的鸣唱。这之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失眠，变得焦虑，心神不宁，爱哭，无缘无故掉眼泪。呼吸困难，连喝水都恶心，没有胃口，每天被强烈的饥饿感包围着。

我尝试过中医、按摩、针灸，没有明显效果。神经科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安眠类药物，开始吃一片，还能睡几个小时，很快就不管用了。家人和同事都对我说，安眠药会产生依赖，对大脑有损伤，人会慢慢变傻。我不敢加量了，失眠愈加恶化。

我开始恐惧夜晚，害怕睡觉。静静的夜，一个人在**翻过来覆去，躺下又坐起，不停地折腾。每当天色渐暗，我就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满心的担忧、焦虑和绝望。

一天夜里，无论怎么折腾，就是睡不着。我爬起来，站在六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想：要是跳下去，就会结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止境的痛苦，那该多好！我在阳台上徘徊着，思索着自杀的方式，比较着哪种方式比较体面，而且容易……那些日子，我天天被焦虑和恐惧包围着，哭成了唯一能够发泄的方式。整个人面黄肌瘦，憔悴不堪。

就这样挣扎了将近两个月，我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小姑说市里有一家医院，专治失眠，是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小姑说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管它是什么精神病院，命都快没了，还在乎什么名声。”我毫不犹豫决定去看一看。

这是2010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和丈夫去看病，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和抑郁的药。回家后我遵医嘱吃药，可是吃完药，嘴里火烧火燎地干渴，脑袋木木的，胸口闷闷的，像堵了什么东西，憋得出不来气。连续两天彻夜不眠后，我彻底崩溃了。

天刚亮，我让丈夫请假，陪我再次去医院。坐在车上，我的眼睛涩涩地难受，眯眼歇着。到医院向大夫反映吃药后的情况后，医生不相信地说：“抗焦虑、抑郁和安眠的药都给开上了，怎么会不管事呢？”

我问她能不能住院治疗？她说：“住院要住一个疗程，14天。”我想都没想，决定住院。丈夫说：“你好好想一想，出院后会有人说你的。”我说：“只要能让我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破旧的老医院，厚厚的铁门把院子分成里外两部分。里面住的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是没有家属陪护的病人；外面是病情较轻的患者，必须有家属陪护。我住在外间一个病房里，照不进阳光，白天都要亮灯。狭小的屋子一共五张床，床单和被罩都很旧。

晚上，我服下几颗小药片，静静躺在**。两个小腿一阵阵抽搐着疼，虽然迷迷糊糊的，仍翻来覆去折腾了很长时间。终于，药物发挥作用了，我老老实实睡了一夜。

睡着觉后，我心情慢慢好了起来。吃药最大的副作用是便秘，口干舌燥。可是只要能够睡着觉，这些副作用对我不算什么。

住院后不久，医生的诊断出来了，说我是一个敏感性格的人，对某些问题有意识地回避。具体是什么病，没给我下结论。

住院的日子是轻松的。我不再恐惧失眠后，情绪高涨起来。我洗衣服，和病友聊天。很多病友看我不像一个病人，很纳闷我为什么住院，我只含含糊糊说自己失眠。

14天住院生活很快结束了。回到家第二天，有同事来看我，我第一次感觉气氛的异样。他们小心翼翼地说话，顾左右而言他，言辞闪烁，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嘱咐我几句，就急匆匆走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病耻感。躲着不上班也不是个事，我决定上班去。与同事闲聊时，我告诉他们我得了失眠症，住的是五院。我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省得大家猜来猜去，背地里嚼舌头。

工作之余，每天上午我到学校附近寺庙的树荫下去看书，晚上去跳广场舞。我遵从医嘱，定期复查，主动地向主治医生反馈信息。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长期服药的病人，把断药当成治愈的尺子。在主治大夫的指导下，我慢慢减药，服用的药物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没有吃安眠药就安然入睡。我高兴极了，走起路来都是轻盈的。觉得天是那么蓝，生活是这样美好，快乐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惜好景不长。停药半年多后，2011年春季，在没有任何事情刺激下，我突然又睡不着觉了。和以前一样，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紧张。我极度恐慌，浑身无力，出虚汗，胸闷气短。实在挺不下去了，又来到五院，这个我曾经以为不会再来的地方。

我找到主治大夫，她用埋怨的口气对我说：“你应该一睡不着觉，就把药吃上，春秋是这个病的高发期。”

按着医生开的剂量吃了一周后，我情绪好起来。但我依然为服药而焦虑，又试探着减药。2013年，状态最好的时候，我断了几个月的药，再次复发。主治医生说，这个病如果屡次复发，会越犯越重，可能要终身服药。她把药加到最大剂量，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服药之旅。

2016年5月，我睡眠改善，中午能睡着，夜里也还行，就是浑身乏力，情绪低落，没有力气，不想起床，觉得活着没意思。本来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一有空就墩地洗衣服，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不想吃饭，每天吃点小米粥充饥。不想在微信群里聊天说话，到班上更是没精打采，疲惫不堪。

我自觉情况不妙，找出以前医生开的药方，按最大剂量吃药。我还看了中医，熬药吃。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丝毫转变。

我开始上网查找，就在这时，看到了抑郁症相关信息。对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不是失眠症——这么多年我弄错了因果关系：我是因为抑郁而失眠，不是因为失眠而抑郁。失眠只不过是抑郁的一种症状罢了。

整整六年，直到这次再次发作，我才确认自己得了抑郁症。

（三）

2016年暑假，假期过了大半。我鼓起勇气给我的主治大夫打电话，说了病情。主治大夫建议我住院治疗调整。

再次来到医院，一脸茫然地站在昏暗的过道里。虽然过了六年，这里没什么变化，依然是破旧狭窄的病房，发霉的床单和被罩，目光呆滞的病人，无可奈何的家属。对这个破旧的地方，我却心存感激，是这个地方收留了我，救了我的命。

第二次住院，我真真正正地领略了抑郁症的痛苦。医院确诊我为中度抑郁症，换掉了我以前的药，开了米氮平、舍曲林，早中晚都服用。

治了一段时间，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抑郁症就是这样不可捉摸，一天我的病情又急转直下，由中度抑郁迅速转向焦虑。那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外面的天沉沉的，下着瓢泼大雨，这是今年暑假最大的一场雨！我觉得心里火苗突突地冒，浑身燥热，汗流浃背，再也躺不住了，就坐起来。心跳的厉害，感觉整个人不受自己控制。我让丈夫给我捶打前胸和后背！汗不断地流，嘴里干渴得厉害，不停地喝水。胃里火烧火燎的！”

从那天起，焦虑占了上风，中午我再也睡不着觉了。一到中午，就恐惧，觉得有电话铃声在响。每天下午是最难熬的，天气热，心如油煎，身上不断出汗，时不时心悸，感觉身体要爆炸。躯体焦虑和心底的绝望，让我感觉如同在地狱。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抑郁症患者选择自杀。

我记得在医院有两次严重发作。一次是下午，正洗着衣服，突然觉得心跳加快，心好像要跳出来，手僵硬不听使唤，全身抖，整个人摇摇晃晃的。我赶紧让丈夫把衣服拿出去晒，自己到外面狂走一阵子，才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