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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无惧病耻(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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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无惧病耻

2017年6月1日,在老家一座大山的寺庙旁,望着山脚下白雾缭绕的村庄,林夕对我说:“命运给我的舞台就这么大。如果我生在更好的家庭,有更大的空间,我还会……”言毕默然。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和林夕相识,缘于文字。2016年11月,我收到她的来稿,长达2万多字。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把稿子读了一遍。要知道一般的来稿也就两三千字的。

看完文章,我决定破例采用。一是因为真实,二是因为细腻,三是因为文章中流露出的叹惋和决绝。不对疾病有着切肤之痛,不可能写得这么真切。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我每天吃七片药,躯体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焦虑恐惧还不时袭来。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不再有强烈的病耻感。我要带着症状活下去,即使与抑郁终身相伴,我都要坦然接纳自己的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这一段话,得来不易。这是林夕半生的感悟。她的前半生,就是从不甘心到接纳的过程。

她从小好强,源于童年的苦痛经历。9岁时,母亲去世,病因至今不明,据说是蛇盘疮。母亲留给她永远的印象就是歪在**,一直歪到最后,浑身烂,烂到骨头架,痛苦死去。这是她一生的阴影。

奶奶拉扯她成人。她家里有父亲,哥哥,弟弟。农村的习俗是男人在外干活,女人在家做家务。妈妈有病,奶奶年迈,家里的女人只有她。从7岁起,她就开始伺候母亲,端饭。端尿盆。奶奶坐在炕上支使她做饭、做针线。

她有写作的天分,从小就写日记,打发痛苦和寂寞的时光。她记得她的第一篇“作品”,是10岁时写给叔叔的一封信,内容是:“二叔,快要过年了,奶奶向你要一袋面。”

家里太穷了。从小她就对自己说:快长大,快挣钱,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10多年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考上了大专,走出了深山,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端上国家铁饭碗,7年后还当上了学校的主任。

然而,就在她逐渐攀登到自己人生高峰时,她得了怪病,时为2010年——当时,没有人(包括她自己)知道她得的是抑郁症。

她所在的县城,是一座美丽的山地小城。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但是这里的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高,没有独立的精神专科医院。她的治疗走过很多弯路。

一是诊断。她以失眠起病,6年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诊断错误,自然不可能对症下药。

二是治疗。那时的林夕,以及她的家人,没有人听说过抑郁症,当然更不懂如何治疗。6年间,她服药稍有好转就减药、停药,随后复发。反反复复,两度入院,痛不堪言。

三是社会的歧视。当初她住进精神病院,是别无选择。丈夫说:“你想好了,出院后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说:“只要能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出院后,她才明白丈夫的忧虑无不道理。同事来看她,小心翼翼的说着话,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有爱开玩笑的同事,还刺激她说:“你可别爬上三楼往下跳,再犯病,我们还得拿两瓶罐头看你去。”甚至回到婆家,也听到家里人议论:“她到了我们家,对她这么好,什么也不用她干,为啥还得这病?”

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活成什么样子?2017年5月30日,当坐上长途汽车踏上寻访之旅时,我想像着她。

在蜿蜒的山路中盘桓了3个小时,终于到了她所在的县城。此时已是中午,她和她丈夫在空旷的车站广场等着我。我终于见到了她:穿着艳丽的红色旗袍,面容清秀,眼睛清澈,眉宇间淡定从容。我有些不敢相认。

“先去吃饭。”她抢过我的背包,说。

到了城边一个“农家乐”餐馆,一桌人在等我,她一一介绍,这是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她穿梭来往,应答机敏;神采飞扬,言笑晏晏。

我不禁疑惑:“这哪是病人呢。”

吃完饭,又去采摘。同去的有她的小妹,她的一位闺中密友;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人,她们叫她“李老师”。

在樱桃园,她们如快乐的云雀,我则心神不定。回去的路上,我对她提意见:“我是来采访的,不是来吃和玩的。”

她笑笑说:“我这么安排是有用意的。我给你找的人,都是见证过我过去的人。李老师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对我很好。小妹在我得病的时候,一有空就陪着我,开着车带我去兜风,想法儿让我开心。”

我问她:你是怎么让大家理解并接受的?

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地活着。如果我比一个正常人生活得还好,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她对我讲述了她的家庭,以及她抑郁的经历。

(一)

病苦贫穷,是童年留给我的记忆。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简陋的茅草房子里。墙是石头砌的,房顶黑乎乎的,窗户是木头格子,上面糊着薄薄一层黄色的纸。冬天风大,一吹就破。夏天下雨时,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用脸盆子接着,还流得满屋子都是水。

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口红色的板柜。平时省吃俭用吃稀饭,到年底,还要向街坊四邻借粮。

母亲有病,长年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长满了褥疮。我七岁那年,家里实在没钱,母亲不治了,从医院回家,我开始侍奉陪伴母亲。疾病折磨着母亲,我看着她日渐消瘦,听着她夜以继日地呻吟,却无能无力。

这样的日子母亲怕是活够了,她寻死觅活,找卤水喝,央求我买老鼠药。我一不留神,她就会把绳子拴在门鼻子上。我整日提心吊胆,唯恐母亲寻了短见。

我眼睁睁看着母亲在痛苦中煎熬,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母亲终于如愿以偿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她35年缺衣少穿、饱受折磨的生命旅程,安静地躺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

我戴着白孝,跟在棺材后面,没有一丝悲哀。一条弯曲狭窄的山路通向坟地,母亲的棺材放了进去。我看着一锹一锹的黄土,堆起一个黄土馒头,很快抹平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痕迹。

母亲去了,我与奶奶相依为命。她是一个素净的人。头发半黑半百,挽在脑后。三寸金莲,用青色的裹脚布裹着。她爱干净,也爱美,夏天花开的时候,她会折下一枝鲜花,戴在发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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