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三十年的承诺（第2页）
这一句话，拖累了他30年。
（三）
凌寒说到这里，沉默下来。她的最后一句话，让我脑子里浮现出这篇文章的标题——《三十年的承诺》。我觉得就是它了。
我告诉凌寒，现在大家都明白，无缘无故、长时期的情绪低落，就是抑郁症的症状。但那个年代，谁能知道？你那么小，就高兴不起来，恐惧、害怕，很可能你的病是内源性的，这和你，和你的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这样想，你也许可以少一些怨悔。”然后我继续问：“后来你的病怎么样了呢？”
凌寒继续讲了下去。
这年冬天，我们结婚了。婚都结了，我下决心好好活下去，听小武的话，不再自杀。
学校是呆不下去的，总不能天天让小武代我上课吧？只好辞职。后来我在亲戚开的店里帮过忙，还是干不长，又辞了。从此再没有上过班，就缩在家里。
越往后，病越来越重。整晚失眠，最长持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整个人好像罩在一个大罩子里，头重脚轻，脚底像踩棉花。脑子里似乎有根弦，越绷越紧，马上就要断了。吃饭味同嚼蜡，拼命咽下去，立马又吐了出来。心慌，害怕，头晕得不行，整天赖床，只有呆在**才觉得安全。
最害怕的是见人，现在知道这叫“社交恐惧症”。见生人还行，一碰到熟人，赶紧躲。偶尔出门，要带帽子，带口罩，把自己严严实实套起来。
最严重的时候，连小武和女儿都不能对视。有好几次就是因为不得不应酬，一紧张，病情复发了。有时候在家里都不敢有动静，怕邻居知道我在家。
有一次回娘家，在厨房做好饭，就是不敢往桌上端。当时餐厅只有老父亲老母亲，怕什么呢？我在厨房哭了半天，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把饭菜端到桌上。连父母也不敢看，赶紧吃完就跑回家，边跑边哭。
后来有了女儿，负担更重了。带女儿过十字路口，那会没有红绿灯，街上一辆车接一辆车，我在路边站好半天，都过不去。每次我犯病，我都会对小武说：“小武，我不想给武湘当妈了。”我没敢看他的表情，他说：“不要瞎说，不要瞎说。”赶忙岔开话题。妈哪能说不当就不当呢？我只是觉得承担不起母亲的角色。
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女儿在学校突然晕倒，人事不省，下巴磕了个大口子。班主任通知到我，我状态不好，不敢去。小武当时在乡下，骑车40里路赶回来，女儿已经被送去医院，下颌缝了九针。我心如刀绞，一个人在家里嚎淘大哭。女儿生死关头，我选择了逃避，我配做母亲吗？又想起女儿小时候参加文艺会演，其他孩子都是家长给换服装，女儿的服装是老师换的。还有一次，女儿说，同学家长帮她梳头。这些事，孩子说一次我哭一次，好像有一把刀往心口扎。
小武和女儿还是挺体贴我的。有一个夏天，我在家躺着，父女俩在外面晒衣服。听到小武对说，你妈爱整洁，爱干净，咱们把衣服洗了，把地拖了，家里收拾利索了，你妈就不烦了。女儿说什么我没听清。当时我泪流满面。
女儿高考成绩不错，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我们这里时兴贺大学，就像结婚一样。如果我状态好，一定要贺的，可我没法参加，不去自责，去又不敢。小武说了，我们不贺了，节约点钱。其实还是贺了，是去他老家贺的。父女俩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后来我在垃场桶里发现了撕碎的请客名单。我哭着说：我家姑娘，是不是没娘，你娘死了？他俩一个劲安慰我。
好在我这个病是间歇性的。好几个月，坏几个月。坏的时候，在家躺半年，恨不得连气也不喘；慢慢缓过来，又能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小武和女儿也习惯了，不当是个病。
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病。大概是1999年，小武家有一个熟人，因为酒精依赖，去外地大医院治疗。回来后对我们说，他听说有一种病叫“抑郁症”，和我的情况很像。
听了这个话，我号啕大哭。这都十几年了啊！好比在黑暗中看到了光亮，第二天一早，小武就带我上路去治病了。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抑郁症是个啥，只知道是个不光彩的病，偷偷摸摸的，对外就说去看心脏病。
从1999年直到现在，10年时间，我一直在治病。从地区医院，到省城的医院，到北京的医院；从西医到中医，到心理治疗，到民间各种偏方，跳大神，都试了个遍。
第一次看病，是在盟里的一个市，哪家医院记不清了。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开的药是马普替林片。这是第一代抗抑郁药，现在早淘汰了。
也住过院，光区里的医院住过两次。第一次去，过了两道铁门，进入走廊，到处是酒精炉，还有其它灶具，是病人家属做饭用的。整个楼的窗户用铁护拦封着，真像监狱，就差有铁丝电网和狱警来回踱步。
我那间病房有四张床。两张空着，另一张床边上站着个女娃娃，瘦瘦高高的，见我们进来，立刻把头低下去。旁边是母亲守着她哭。年龄这么小就住精神病院，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看见一位男士，摇摇摆摆地走路，傻笑着，遇见护土拍一下人家的肩膀。估计这类人没有自知力，也不怎么痛苦。
有一次，正躺**打点滴，忽然听到走廊里闹哄哄的，有人大声哭喊，“嘣”的一声，摔倒了。接着听到一位女大夫的声音：“捆住！快用绳子捆住！”我不忍心听下去，小武以为我害怕，赶紧说：“别怕，有我呢。”我很难过，又觉得心里暖暖的。
那几次住院，都是小武陪我。每天拉着手带我走路，早上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晚上用热水给我洗脚，没一点不奈烦，反倒说他对我很有用。
后来还做过心理咨询。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心理咨询，听说有用，傻乎乎做过很多次。第一次是在市中心一个楼上，有600元、800元、1200元三个价位，我挑了个600的。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医生让我在一张纸上画人、鸟、房子。画完问小武和女儿，会不会做饭？厨艺如何？不知道为啥问这些。问完放音乐让我闭上眼睛听，听着听着我都快睡着了。过一会医生回来，让我每天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经常对着镜子自己夸自己。治疗就结束了。
2006年5月，我还跟人去区里听过三天心理学课。讲课老师据说是北京的一个大腕，听课费一千五。我像听天书一样，只记住两个词：投射，反投射。学费里包括午餐，记得荤素搭配，还有鸡腿。
北京也去过好几次，为了省钱，住地下室旅馆，一个人一晚60元。有虫子咬，我睡不着，小武心疼我，换到快捷酒店。那是2001年，快捷酒店一天也要100多元。
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挂不上名医，就花高价买黄牛号，一个号要三四百。我们去一趟北京，就得花一两千多元。好在家里人听说有了希望，都愿意借钱给我们去治。
那些年没少花钱。小武工资七百多，药费每月一千五。我不会理财，不知到全家一年开支多少。我问小武，他也不知道。管他呢，钱乃身外物，要不咋叫人民币？人民币是大家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在北京还被医托骗了一次。那次我在医院大厅等小武，忽然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过来和我攀谈，就跟她走了。不记得是哪里，反正离市中心很远，类似私人诊所，墙上挂了不少锦旗。那个女的对大夫说，我们是她的亲戚，让价钱上照顾点。把完脉开药，很贵，小武借口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才脱身。
最后一次心理咨询，是在邻区一个小市。小武在网上查到一个的咨询师，看了简介，挺适合我，约好时间就去了。记得是个午后，到了咨询师家，他妻子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落座后，咨询师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我俩，慢言慢语地说：我看你俩咋不像夫妻？一句话就让我不高兴了。后来不记得对方又说了什么，我和小武彻底没信心，扔下钱就走了。
那时交通不便，去市里、省城、北京，都坐硬座，有时候还是站票。到后半夜，小武开始转车厢给我们娘俩找空地睡觉，找到就让我们娘俩先睡，枕头是行李包。车上吃的都是上车前买的，泡面，茶蛋，饮料，瓜籽等，父女俩都爱吃零嘴。小武去泡面，把茶鸡蛋剥好泡在汤里。我吃一碗，小武和女儿吃一碗。女儿那时饭量小，小武说吃了女儿剩的面，加上喝我剩的汤就饱了。有时候赶不及车，就在车站过夜。我躺长椅上，头枕在小武身上，挨到天亮。让他躺会儿，他不躺，找个地方抽烟去了。
（四）凌寒的求医经历让我无言以对。这是身在北京的我无法想像的。我知道中国基层精神疾病知识欠缺，治疗水平不高，可他们10年时间，走过这么多弯路，花了这么多冤枉钱，仍然让我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