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复活（第2页）

36岁的奶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撇下4岁的叔叔、9岁的父亲和12岁的大伯。

那时正赶上解放战争，爷爷被征去抬担架。当他回来，奶奶已去世多时。悲伤过度，他一夜间瞎了一只眼睛。

爷爷后来又成了家。我和爷爷没有多少感情联络，他在我心中只是个模糊的轮廓。过年时我们孙辈去拜访他，只是寒暄问一句好。我有时会在他的客气声中抓一把糖果放在口袋里，就离开了。

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只要他能想出来的东西，就会去鼓捣一番。读小学二年级时，家里穷，买不起算盘，父亲把晒干的杏核一点一点磨成椭圆形，然后将铁丝烧红去钻眼。只剩最后一颗算珠了，父亲小心翼翼地拿起烧红的铁丝，不小心跑偏，铁丝直直戳进父亲的手心，通达手背。父亲一气之下不去读书了。

19岁时父亲离开家，到青岛一家工厂做工。后来不知是恋家还是其他原因，明明可以留城，他放弃了，回家务农。27岁当上生产队长，领着全队几十户人家在土里刨食吃。

听母亲说，我一两岁的时候，她上山干农活，没人看管我，把我放在箩筐里，挑到田间地头，任我跑来爬去。干完活回来，看到我身上滚满了青草、污泥，还有蚂蚁爬在身上。逢上下雨，我会被雨淋得湿透，母亲挑着我往家里狂奔。

再大一点，我更顽皮了，白天哥哥姐姐们都在读书，母亲实在忙不过来，把我送到姥姥姥爷家，可我还是会恋着母亲。一次，我在姥姥家玩耍着，一转头，母亲不见了。我慌起来，四处张望，没有母亲的半个影子。我一路小跑，顺着模糊的印象，从姥姥家跑上回家的路，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

时近傍晚，四周暗了下来，茂密的庄稼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四野荒芜一人，一条大黑狗从路边的庄稼地里钻出来，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后来姥姥姥爷、舅舅姨姨们找过来，喊着我的乳名，我大声哭喊着扑在姥姥怀里，声嘶力竭问他们：“姥姥，姥姥，妈妈呢，我找不到妈妈了……”在姥姥的安慰声中，我趴在姥爷肩头沉沉睡去。

那一次，我觉得几乎要失去母亲了。

记忆中的童年，是在暴躁的父亲和爱唠叨的母亲经常的争吵中度过的。

一次，父母亲吵起架来，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脸色铁青，狠狠打了母亲一巴掌。然后，吧嗒吧嗒，狠命地抽着旱烟袋，呛人的烟雾弥散在暗淡的屋里。母亲把墙上的贴画一张张撕扯下来，一边撕一边嚎啕大哭。我躲在一个角落里，不知所措。

小学时，为了给家里挣点工分，我跟大人一样到庄稼地里拔草。正是夏天，太阳像个火球，高高的玉米桔杆长得比我还高，玉米地里密不透风。我在里面穿梭，猫着腰，半闭着眼，生怕玉米叶子戳了我的眼睛。身上被玉米叶子割得一道一道的，火辣辣地疼。干完活，到地头小河里洗把脸，被割疼的皮肤越发疼起来，我暗暗落泪。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能够穿新衣服，吃上白面馒头，还有猪肉炖粉条。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除尘，做饽饽，炸面鱼，熬猪皮冻。不管是富户还是穷的叮当响的，家家户户都在这天拉开过年的序幕。

除尘这天，父亲和哥哥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从老屋搬出来。有几个颜色暗红、掉了漆的旧柜子，又高又圆的大水缸，老式钟表，印着水仙花的大镜子。父亲拿着自制的长把笤帚，踩着椅子，垫着脚，眯着眼，去打扫屋顶角落里已经形成的蛛网。不时有灰尘落下来，迷了父亲的眼。

院子里，母亲用鸡毛掸子掸着破旧家具。积攒了一年的灰尘腾飞起来，在阳光下形成一层薄雾。那面镜子斜靠在墙上，大姐蹲在地上，用抹布轻轻擦着大镜子上的灰尘、油垢。我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袄棉裤，从东间串到西间，偶尔也蹲下拿起抹布想去帮忙。

母亲呵斥我：“小美，好好呆着，别帮倒忙，不小心把镜子打碎了咋办？”我嘟着嘴，不情愿地离开。一会，忘记了母亲的嘱咐，又东跑西颠起来。

屋外，寒气逼人，屋脊上白雪厚厚积了一层。瓦楞下垂着的冰凌，有十几厘米长。冬日的阳光撒下来，积雪融化，不时的有串串水珠从冰棱尖上滑落。

屋内，母亲熬了厚厚的面糊糊，打炕边，更换木质窗子上糊的白纸，在白纸上贴上几对红纸镂空的窗花。墙上贴上几张旧挂历，炕上换了新席子。二哥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都帮人免费写春联。我帮哥哥磨墨，按着纸的一头，哥哥每写完一张，就小心地放在地上。那时我不懂得欣赏，就是喜欢那些跳跃在红纸上的黑字。

地上的春联渐渐多起来，横着的，竖着的，映得满屋子红彤彤的。破旧暗淡的老屋似乎也跟着欢快起来。

跳出农门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能跳出农门，拥有一个城镇户口是很多农村孩子的奋斗目标。考取一所中专，也算是很好的出路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落榜了，黯然神伤地回到家里。父亲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母亲站在一旁说：“小美，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没钱再供你念书了。”

那时，复读一年需要五百块钱，大姐嫁到外村；大哥刚结婚没几年，盖了新房子；二哥刚刚考上大学。我很清楚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许这辈子只能在庄稼地里混了。

跟着父母上山干活，我不情愿地用手拔着地里的荒草，无精打采。看着烈日下弓身弯腰劳作的父母亲，内心挣扎。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我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后来我也曾想去工作做工，几次都没成。一天，看我灰心丧气的样子，二哥悄悄对我说：“小美，咱去求求大姐吧，看看大姐有没有办法。”我走了五里山路到大姐家，看着满头大汗的我，大姐二话没说，到大队上把自家盖房子交的押金要了回来交给我。

复读的学校在半山坡，夏天的饮用水都供应不上，全校好几百人围在一个水龙等着喝水；冬天宿舍冷得像冰窖，外面飘着大雪，屋内飘着雪丝。我蜷缩在被窝里，手脚有时一宿也暖和不过来。

学校规定，在学校订饭吃，就得买饭票和菜票。家里掏不起这个钱，每周六下午回家，母亲做上一篮子馒头，用鸡蛋炒些咸菜，装在罐头瓶里，我周日下午徒步二十里带到学校。

每天，值日生抬着一大筐用各式手绢包着的馒头，在食堂蒸热乎了抬回来，大家一拥而上争抢。到后来学习冲刺阶段，值日生也不到伙房热饭了，我们就啃着冷馒头就着咸菜，喝一杯热水了事。

终于熬到考试，我最终被一所护校录取了。这在学经济的二哥看来，没什么出息，不过父亲依然高兴地合不拢嘴，母亲破天荒做了一桌子菜，全家人庆贺了一番。

出现躯体症状

护校第三年，结束了在医院的实习，回学校准备毕业考试。那年碰上了全省统考，为了考个好成绩，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教室里背书。就在那时，我出现头痛症状，时常感到腹部血管“砰砰”跳，心里惶惶的，但睡眠、吃饭、情绪还好。

毕业后，我来到一所地区医院工作，被分到急诊科。起初干劲十足，但很快领略到了护士职业的艰难辛苦。急诊科病人起病急、病情重，随时会有病人需要抢救。不管白班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天下班后，两条腿像灌了铅。

累是其次，最可怕的是危险随时存在。被家属和病人骂几句是家常便饭，如果碰上极端的病人和家属，还会有人身危险。记得一个夜晚，与同事刘姐上小夜班。来了一位车祸病人，值班的外科医生闻声来问诊。陪同的家属很是焦躁，大声催促值班医生手脚麻利点，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一些脏话。

我安抚着家属：“你别急，医生总得问好诊，开单子才能去做检查啊！”

“小丫头片子，我问你话了？你插什么嘴？”家属猛地将头转向我，一股呛人的酒味钻进鼻孔。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护士长曾经叮嘱过，遇到喝酒的人千万躲远点，不能和他理论。

已经晚了，高个子男子快速从怀里掏出一把刀子，寒光一闪，扎在桌子上。刘姐见状，急忙将我推进里面的治疗室，用手势比划着不让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