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 丢失的母亲（第1页）

§之三：丢失的母亲

晨夕是我为本书选定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而真正了解她，却是在采访之后。

大概是2017年7月，我收到她的来稿，标题是《最好的父爱，是父亲拼了命地呵护母亲》。我一眼就看出文笔不俗。短短2000来字，她以叹惋的笔调，追忆了二十五年来，母亲如何饱受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以及父亲为保护子女不受影响，如何一人独自照顾母亲，不离不弃。

这是一个哀婉动人的亲情故事。几乎未加思索，我在公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当然后来我承认，当时我并未能读懂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

文章发表后，我把晨夕拉入“渡过”作者群。一天，我在群内讨论本书的写作，她看到了，和我私聊，希望加入写作计划。当时我略有迟疑，因为这个亲情主题对我已经不新鲜。不过，这个故事的另两个元素：家族遗传、农村精神疾病——是我感兴趣的。我决定了解一下再说。

我向晨夕提出了采访要求，她一口答应了。晨夕是河南人，十二岁离家寄宿求学，大学四年获得理学、法学双学士，毕业后当了一年多村官，又考至东南某省体制单位谋生。恰逢她国庆要回乡探亲，我们约定在她的家乡会合。

2017年9月23日，到达她老家时，天正下雨。我运气不好，那几日秋雨连绵，淅淅沥沥一整天，以至于现在回忆起这次经历，伴随的都是湿漉漉的感觉。

晨夕在车站接到我，说她家还远，在城郊一个村庄，请堂兄开车送我们过去。是一辆机动四轮货车，前面载客，后面拉货。她的堂兄开着一个私人家纺工厂，这辆车既是他的货车，也是他的客车。

晃晃****一个多小时，这辆车把我们拉出城，在村庄与田野中转悠。眼前平地而起一个院落，一道两扇的红色大铁门，一个空落落的院子，一间大厂房，两进连在一起的房间。车停了。

“这是违建啊。”我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嘘，别乱说，”晨夕说。堂兄笑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做农村题材报道，对农村是了解的。晨夕堂哥的工厂，严格说来，确是一个违章建筑。不过，正是这些散布在田间的一个个小作坊，支撑起中国农村的经济增长，让本乡本土的村民们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当然得承认，这些作坊对耕地和环境是有影响的，好在我此行不是做暗访，而能顺便看一眼真实的中国乡村，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堂哥带我参观了他的作坊。主体是一个高顶棚屋，既是仓库，又是车间，到处是红红绿绿的布匹和半成品。几个乡亲在一个角落头也不抬地干活。晨夕告诉我，堂兄是退役军人，某年去亲戚家串门，一眼瞧上了聪慧漂亮的堂嫂，一心迎娶，奋发创业。本来小富即安，没想到婚后接二连三育得四个儿女（其中有一对龙凤胎），为了交罚款、买奶粉，不得不拼命扩建厂房，购置店铺，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晚饭时，堂兄兴致勃勃讲述了他的“发家史”：如何批地，如何盖房，如何雇人，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如何和浙江商贩斗法，等等，涉及很多农村的潜规则。他的故事为我构建了一幅中国农村社会化大生产的生动场景。“什么也不靠，就靠自己两双手，不受人管，不用看人眼色，有了这个家业，四个儿女，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他最后说。

在讲述时，最小的龙凤胎女儿坐在他腿上，乌黑的大眼睛一刻不停地瞅着我们，不放过每一句话。我猜测多年之后，她一定还会记得这个风雨之夜，家里曾来过一位陌生人；无论理解多少，这个记忆会刻在她心里。

晚饭后，堂哥一家散去，连那个精灵古怪的龙凤胎小丫头也哭喊挣扎着被抱走了。诺大的厂房只剩下了我和晨夕。

晨夕开始谈自己。她说，三十年的记忆整日在脑子里打转，很辛苦；梳理是迟早的事，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好奇。这几年，我一直对农村精神疾病状况感兴趣，可惜从来没有机会实地采访。我请她详细讲讲她的家族；我想知道，在具有代表性的中原农村，一个家庭有她母亲这样一位精神疾病患者，会承受怎样的磨难。

晨夕沉思着开始谈。她的讲述，给我展示了一个家族在时代大潮下的爱恨情仇。

母亲的病历显示，她首次发病就确诊为精神分裂。那一年，我七岁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至少两年前，也就是怀着弟弟的时候，她就已经出现了焦虑、被害妄想等一系列异常。

母亲的职业是教师，最初在乡里教书。22岁生日那天生下我，而后申请从乡里调回村里的小学。小时候的我，总觉得上苍让我和母亲同一天生日，就是赋予我承继母亲的一切使命；也曾固执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就不会回到村里，与父亲繁琐的大家族产生纠葛。那样的话，或许她就不会发病，不会葬送自己原本美好的一生。她本值得拥有更好、更多。

（一）

从满周岁到四岁半，母亲把我放在外婆家抚养。外公在村外建了个园子，很大很偏僻。除了偶尔来串门的表哥、表姐，我很孤独。据说三四岁之前小孩子是没有记忆的，但我却对母亲每次看望我后，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记忆深刻，终身难忘。

四岁多时，母亲怀了弟弟。问我意见，我说我非常想要个弟弟。我知道，母亲很想再要个男孩。她总说，一个女人有一儿一女才完整。弟弟出生那天，半夜我被啼哭声吵醒了，“妈，我弟弟呐？”，“在这呐。”“真的是弟弟啊，”衣服都没穿就溜过去瞧。母亲常说，弟弟专挑好的基因，她就爱盯着弟弟看，说见到他第一眼时多么欣喜。不像我，从出生就不好看，落地还不会哭。

从回到母亲身边到母亲发病前三年，是我与母亲最亲密的记忆。每天似乎都与母亲有说不完的话。除了上课，她忙到哪我跟到哪。做饭跟着，批改作业跟着，上学嫌我走得慢，就一路小跑也跟着。后来，大学里有个学长想表白，故意放慢步伐来适应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有点心酸。想当年母亲整日风风火火，我其实是很希望她可以停下来等一下我吧，哪怕一次也好。

母亲是公认的好老师，教学严谨，责任心强。给学生改卷子，她会先标记出错误，课堂上再一个个“审问”。如果学生真的不会，就再讲一遍；如果是粗心大意犯错，那这人就惨了。

记得生平唯一一次挨父母打，是在母亲课堂上。小学二年级，赶巧母亲教我数学，测验考了九十八分，“告诉我是因为什么错的？”“小数点点错位置了。”“自己站好。”“啪！”手指粗的棍子打在小腿肚上，记得很清楚，五下。一周后，回到家中，偶然给母亲说到腿痛，她问怎么了？我说，“你自己打的，五道红印可还在呐。”母亲看了一下，向我道歉，说“以后不打了”；又说，“如果是别人家孩子，打坏了可不好。”

从识字开始，我就翻看母亲的书。印象深刻的是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还有沈从文的《边城》。为了那个葛朗台，一个春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给我讲了好久。我喜欢依偎在母亲的身边，那阳光暖暖、甜甜地，照得人陶醉。

曾经试想过，如果母亲当年不是置身于生计繁杂的境遇，是否会不断滋养我那个饥渴的灵魂？但终究还是没有。上初中时，这些书连同书架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索性扔掉了。我想，母亲扔掉那一架子书时，心里应是五味杂陈吧；毕竟被一起扔掉的，还有她曾经的希望与寄托。

母亲回忆说，小时候外公家教极严。外公稍微大点声说话，她都能紧张地缩缩脖子，但还是经常不小心打碎碗盘、茶壶之类。因为知道母亲胆小、敏感，外公也不敢体罚母亲。但整日看着兄弟与妹妹挨打，也够她受的了。

最先触动外公敏感家规的是小姨，她跟一个已经订了亲的男人好上了。漆黑的夜，闷声的棍棒打折了，跪地的小姨还是硬撑着。“快向你爸求个饶啊，”外婆已声音嘶哑。怒火中烧的外公，拿起绳索勒紧了小姨的脖子，一丝微弱声飘过，“爸，求你留我一条小命，以后决不牵连这个家半分。”从此，小姨开启了她的“叛逃”，一生未曾领取她视为“牢笼”的一纸婚约。

小姨说，她不喜欢男人给她的世界，包括外公给她的。她可以盘起长发扣在帽子里，穿梭在满是男人的工地上搬砖漆瓦；也可以一头扎进满是棉絮的纺织厂织布制衣。当然，她也可以在领到工钱的几个月内，拉上喜欢的朋友去挥霍。

花季时的母亲，总是捡小姨剩下的衣服穿，难得有一件新衣，多少是委屈的。母亲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小姨漂亮、机灵，不得外公欢心，所以一直承受着这份不平等。

母亲生病之前的父亲，也是我记忆里最喜欢的父亲。每次赶集市，父亲总喜欢带着我，我会欢快地站在自行车后座上给父亲唱歌。父亲会昂着头地说，“我家这个野丫头，就是胆儿太大。”

儿时的我，喜欢看父亲做木工活儿。一片片薄薄的木皮曲圈着落下，摸起来滑溜溜地，还伴着木头本身的清香。最喜欢父亲设计家具时的样子，瓦数不高的灯打着我疲倦的双眼，非要死撑着看父亲用折尺、铅笔等画出一个个美丽的图案。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对图形与线条却有特殊的敏感。当年在工程队下劳力时，他曾用独有的纯手工图纸，协助工程师完成了所负责楼栋的水电工程设计。如果父亲稍微有点灵活与坚毅，我想他不会因为自身学识不足，断然拒绝工程师提出送他去进修的提议的。

父亲无疑是踏实、勤奋的，一生都在辛苦付出。外出打工累出关节炎，背朝黄土晒脱皮。父亲又是个单纯善良的男人，具备现在“暖男”的所有潜质，但在彼时恶劣的农村生活环境下，却被认为缺乏些许血性，以及统领一个家族的能力。

善良是本性，这与你用尽力气去保护家人并无本质冲突。而父亲的善良是无底线的，他根本分不清楚别人是真的需要他，还只是在利用愚弄。这样的性格，注定会被人看轻，在一个大家族内是必然没有威信可言。

我想我的内心也曾是极度分裂的。一个声音告诉我自己，做人做事要善良；另一个声音又说，一个连自己境遇都一团糟的人，对别人再过善良，不过是对家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残忍。但后来，我也渐渐懂得，或许也正是父亲的单纯心态，才得以保全母亲生病后的大半生吧。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