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救世主归来（第1页）

§之二：“救世主”归来

商河是山东省中部一个小县，地处鲁中平原，北距北京300多公里，南距济南8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按说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商河很不知名。很多人一听这名字，首先想象它在陕西；甚至有些山东本地人，都不知道济南附近有这么一个县城。

商河交通也不发达。从北京到商河没有动车，每天只一趟慢车路过；车站也不在县城，而在30多公里开外的一个乡镇。

2017年10月16日晚9点，我下了火车，走出车站。眼前黑灯瞎火，显得身后的新车站格外雄伟奢华。台阶下的空地上，一辆三轮车挑着惨白色的汽灯在卖水果；再就是一辆面包车，敞着车门，等着接人去县城。这车是那么破旧，畏畏缩缩地，好像大白天不好意思出门，专门晚上才迎客似的。

我心里感叹：没想到此行的采访对象——“救世主”毓伟，竟流落到这样一个地方！

在我的读者中，我一直认为，毓伟是最理性、最坚强、最能扛的一个。尤其他的“救世主”情怀，我虽不能理解，但我相信是真实的，也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大概一年半前，我收到毓伟的稿件，叙述他抑郁十年的经历。其中，多次提到他的“救世主”情结。他说，他从小就莫名其妙地觉得，他对人类是负有使命的。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有：创立一套具有微积分那样地位的独立新数学体系；完成爱因斯坦的遗愿，统一宏观和微观物理学规律；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传世巨著；熟练掌握6种以上世界主流的国际语言；拯救因环境恶化和资源危机而岌岌可危的地球……正是这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击垮了他，让他深陷抑郁。

他后来的经历中，最触动我的是他的理性。比如，抑郁症患者有自杀意念，再正常不过，他的独特在于，在初次企图自杀后，花了十年时间，用理性克服了自杀意念，终获治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自己寻找一个不自杀的理由”。这篇文章，后来在“渡过”公号上发表，我用的标题是《十年抑郁，如何一步步远离自杀》。

毓伟第二次给我来稿时，正在远赴新疆的路上，践行他的第二次骑行中国的计划。这也是他自我治愈的一个部分。这篇文章，后来以《骑行天下，一份走出抑郁的人生礼物》为题，发表在“渡过”公号上。

第一次见到他真身，是他来北京看我。一年前，他打算拍一部关于抑郁症的纪录片，来京寻求支持。这事后来无果而终。我于是知道他这些年筹划了很多事情：写作、办公众号、开公司、搞项目……等等，无一成功。

再往后，我知道他跑了很多地方，青岛、济南、莱芜，等等，最后落脚商河。我一直不知道商河是个什么地方、他在商河干什么。直到此时此刻，毓伟本人，和商河，就这样直筒筒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毓伟接到我，领我上了那辆面包车，穿过沉沉夜色，进入商河县城。一切安顿好，已是深夜。他住在郊区，有七八公里远，只能走回去。我送他出了县城，到一座公路桥，是城区和郊区的分界线。他不让我再送，握手道别，说好明天一大早过来找我。

我站在宽阔的桥面中央，望着毓伟的背影逐渐远去了。路灯高悬，大街两头空无一人，如同旷野；那桥头栏杆上的一个个石狮子（显然是模仿卢沟桥），傻呆呆蹲着那儿，苍黄的灯光打在它们身上，显得那么怪异。

我很惆怅。

命运让一部分人飞黄腾达，恣意妄为；又会让另一部分人怀揣美玉，辛苦辗转而无所得。

第二天一早，毓伟到宾馆找我。他第一次对我叙述了他的完整故事。

16岁到25岁，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我抑郁了十年。

我毫无办法。读书、恋爱、生活，我努力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一团糟。在这个过程中，我拼命地给自己创造一些类似希望的东西，又眼睁睁看着它们像肥皂泡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戳破。生理上的头痛和心理上的绝望像两只手，交替着把溺水状态中的我一次又一次按到水下，死不了也活不好。

自杀？我曾以为自己一定会用这种终极方式来维护自己的骄傲和自尊。但我没有，因为不甘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能体会着什么叫做苟活。

真的不甘心。我不相信世道轮回，也不打算把希望放到来生，所以我真不想放弃。我找了各种借口来说服自己不断尝试，总希望下一次尝试会管用，也不知道究竟哪一次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最后居然真的走了出来。

我曾经对自己许诺，倘若有一天能康复，我会讲一讲这一路的黑暗风景。希望那些同样被困扰的人能获得些许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早日找回迷失的自己。

现在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人造“救世主”

每个人的抑郁都有其特异性，我也不例外。我直系亲属中没有抑郁患者，所以直接遗传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早期的“三观”和思维模式一直比较极端，有明显的理想洁癖。我属于理想被现实彻底击碎，然后自我惩罚，把自己逼成抑郁的那一类。我认为这类人必须要从内心自我救赎。

我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强烈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是注定要做大事的，笃信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救世主”候选人。

2004年，我以全校第二名的身份考进市里最好的高中，我踌躇满志，以为那是一个美好时代的开始。

2005年春，我已经把自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造救世主”。我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历史上各行各业伟人们的人生经历，不知不觉陷入一种与伟人同行的幻觉。我不允许自己有无能的表现，当感觉自己不够聪明、记忆力不够出众、思想不够深刻、成绩不够理想时，我不能饶恕自己。

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夜深人静时，我会想像自己呆在一个寒冷、贫苦、饥饿的环境中，坚持着伟大的理想，并最终为之献身。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想，就是感觉很酷，很爽！

那时候，我的思想比较极端。我的各科学业整体上比较均衡，所以当发现单科成绩有比自己更优秀的同学是，就产生了浓重的危机感。普通人可以把成绩看得淡一些，但对于一个“救世主”来说，不完美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在别人眼中，我聪明、善良、热心、勤奋，无私到极致，甚至有人评价说五百年才会出现一个。但我知道那不是我。

现实中，我被自己的“无能”连续戏弄，于是开始自我戕害。我用各种最恶毒的语言来奚落、嘲笑自己，咒骂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用各种残酷的方式自我折磨，比如用圆规尖戳手或胳膊，用指甲把身上抓得遍体鳞伤，没人的时候狠狠地扇自己耳光……我用这些方式告诉自己，犯错就要付出代价。我一直以为对自己苛刻是一种美德。

有一次月考，因为疏忽错了一道题，午餐时我挖了一大勺辣椒粉吞进嘴里。我强忍着痛苦告诫自己，这就是犯错的代价。我不能接受瑕疵，如果不能完美，宁肯自我毁灭！

我用这样一套自己定义的标准要求自己，这种偏执的自我戕害成了把我推进抑郁深渊的加速器。就这样，我硬生生将自己推入精神压力的火药桶，等待着导火索被一个火星点燃。

一个意外的导火索

那是高一时很平常的一节物理课。

物理课之前是体育课。体育课上大家踢球踢嗨了，大部分同学物理课迟到。后果是物理老师生气了，临时决定检查上堂课的作业。在连续发现几个同学都没完成后，物理老师勃然大怒，咆哮着让没完成作业的人主动到后排罚站。

我是个非常听话的好学生，于是主动跑到后排罚站去了。物理老师看到清一色的挂科大王中混着一个我，非常生气，认为我时故意的，把我狠狠教训了一通。

从“好学生”成为反面典型，就像在众目睽睽之下裸奔，还被拍了视频。当晚我失眠了，长期积累的自卑和羞愧一夜爆发，我冒了一晚上的虚汗，床单都被湿透，第二天就感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