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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乡关迷幻

2017年4月13日，我开始寻访之旅。第一站去贵州，采访墨清。

之所以先选择墨清，有几点考虑。第一，墨清自小患病，病情迁延，九死一生。他的病，还不是简单的抑郁，医学名“分裂性情感障碍”，复杂难治。就在不久前，他还经历了一次带有幻觉和妄想的复发。

他告诉我，学期末，连续监考好几场后，身体十分疲累，但思维却很活跃。感觉楼道的安全通道指示灯都在和他说话，暗示他快走，这里危险。理智上，他明白“指示灯就是一个普通的灯”，但又觉得“最好离开”。他痛苦地犹豫不决，僵持了二十分钟，终于走了。

路上，他感觉周围的世界都变成了黄昏般的慢镜头。每一个人都在走近或者远离他，脸上僵硬着，毫无表情。惊慌失措下，打了一个电话给女友，一回身看到三个人剑一般的目光；路过宿舍楼，听到一阵阵欢笑声、泼水声和说话声。他更加紧张，飞快逃离。

过了几天，为了验证当时的感受，他专门在相同的时间到宿舍楼下去了一次，发现根本无法听到那么清晰的声音。他明白，那是幻听，确凿无疑。

记得墨清通过微信告诉我这一幕的时候，正是黄昏。我沉浸在黑暗中，想像着他。这是第一位我的熟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对我叙述他的妄想和幻觉。

找墨清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对药理有专业的理解，也延伸到精神疾病研究。他所在的贵州，医疗资源薄弱，到后来，他干脆自己给自己治疗，自我觉知，自我调整，一直稳定了下来。

第三个原因，墨清爱读书、写作，也爱艺术与自然科学。他对我讲过很多地域的历史，他的家族的故事。按他的说法，精神疾病和个人的历史相关，尤其和心灵史相关；而原生家庭、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可摆脱。

他的这个观点，正和我对精神疾病的理解相通。采访墨清，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疾病成因追溯之旅。

病痛

因为误点，飞机降落遵义时，已是4月14日子夜时分。

一见面，墨清告诉我，他已在机场等了6个小时；再晚一点，就不能等我了。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早？他说天黑了就找不到机场了；而过了夜里11点，他必须吃药；吃了药就迷糊，就不能开车，只能回家。

我意识到，在我面前生龙活虎的他，其实还是一个病人啊。

市区在机场40公里开外，墨清就近把我拉到新蒲住宿。新蒲是遵义的新区，还在建设中。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现在成了楼群。但光有高楼没有人，尤其到了夜里，更是冷冷清清，墨清说“连鬼都抓不到一个”。

我们转了很久，找不到预订的宾馆，只好给前台打电话。值班的人出来，带我们七拐八拐，到一个楼盘住下。后来知道，这家宾馆是利用在建楼房改建的。穿行在黑睽睽的半成品高楼间，感觉就像是这次采访的隐喻。

时间太晚了，我留墨清住下，顺便多谈谈。问起他刚刚经历的这次复发，他轻描淡写地打发了。是啊，和疾病缠斗了这么多年，这一次短暂的复发，对他远不如对我有震撼。

我说：反正睡不着，干脆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吧。他答应了。他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当告一段落，已近黎明。窗外“唧唧喳喳”鸟声一片，天还黑着。

他颇有诙谐意味地总结了一句：“伴随着病痛，伴随着丧失，看淡了人生和死亡，生活硬把我逼成了一个哲人。”

这是西南早春的夜，但是已有鸟鸣。

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曾经有个“30岁计划”，从未对外人说起。那是我的自杀计划。

我想在30岁生日那天结束生命。十年来，这个计划一直都是我最后的安慰。既然决定不了自己的生，就去决定死。

我在高中的时候，便有了发病的征兆。太过遥远的往事，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那时未谙世事，就有莫名的痛苦。为了考出好的成绩，我强迫自己在寒风中奔跑，在手臂上划下一道一道。我惊异地发现身体的疼痛能缓解内心的痛苦，于是自伤成了我后来难以摆脱的应对模式。

进了大学之后，我读了药学专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原来人类的健康是建立在大量动物被处死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实验动物都要处死，哪怕它们是完全没有用药的对照组。当我手握锥形针捣毁蟾蜍的大脑时，当我把它们的皮肤剥下来只剩肌肉时，我内心充满了太多无法对人言述的痛苦。

我是那么热爱自然与生命，我无法理解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许多次听着《colors　of　the　wind》流泪，我认定了别人再不会明白这种情感。

我捱过了那漫长的一年，坚持到了能够选择一个只和植物打交道的硕士专业。但我再也阻止不了疾病的全面发作，除了每天早醒，我甚至不能坚持听完哪怕一节课。

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症状展览，它是病人主观克服的结果。在入院之前，我接受过老师的认知行为治疗，翻遍了图书馆关于抑郁症的书，我觉得自己肯定有某些问题，但一定不是精神疾病。

我已经很难控制反复出现的自杀冲动，夜夜站在五楼的平台上想要跳下去。老师万不得已通知了我的父母，父母连夜乘机赶到南京。然而我只看了他们一眼，便转身回了学校。那时的我痛苦到已经很难与他人共同待着，哪怕只有一秒。

我最终在脑科医院住了院。医院的饮食很难下咽，我不得不顿顿叫外卖。我很怕多花钱，母亲却坚定地说存钱就是为了急用的。为了不休学，我果断放弃了医生建议的电击治疗。

然而第一次用药就出现了严重过敏，可是毫无经验。直到母亲发现小便颜色不对，医生才叫到药店去买保肝的药。母亲又是着急、又是心痛，一路问去，问了好几家方才买到，回到医院时，她的腿已肿到不能再走了。

我成了医院里最为特殊的病人。每天清晨我离开封闭病房，到学校去上学，傍晚再从学校回来，让医生放心。

就这么坚持了三年。靠着那么一口气的挣扎劲儿，我最后按期毕业了，但远远没有康复。我只是装作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