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乡关迷幻（第3页）

后来又请姑婆来帮忙。姑婆教我学会了人生的第一句话，“赶场去！”“场”就是集市，大概那个时候她经常去赶集吧？但她毕竟年老了，不到一岁半，我又进了托儿所。

那段时间，社会上通货膨胀，家里境况很不好，做饭时母亲连最老的菜叶也舍不得扔掉，全都得拿来煮着吃。父母积攒了好久的钱，买回一台冰箱，两个人宝贝得不得了。没想到才用几年，就坏了。父亲找来车夫拉去修，一个人跟着板车走了几十公里路，又走回来，因为当地冰箱厂修不了。第二天，他又将冰箱运到火车站，准备送到上海去修，车站的人刁难不给托运。父亲说了无数好话，求了无数的人，才最终运走去修。等冰箱又能用时，已过去了整整半年。

大人们总是一言不发地拧着日子的汁儿，才能拧出那么一点点家用来。生活的难题却是一个接着一个。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着了一场大火，起因是另一家人乱扔烟头。父母把我和所有物件都抢救出来时，漫天的红光卷尽了木头平房的最后一间。我站在石阶上，看着周围的人哭喊一片。

那一夜我无比沮丧。我清楚地记得，小小的、惊惶的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念头：“大人是靠不住的。”

后来，我家搬进了学校为我们腾出的一间办公室。父亲开始越来越多早出晚归。为了弥补损失，他每晚都上门给学生补习数学。他用蜡纸刻钢板，刻上好几个小时，一张才挣一块钱，抽空便教我认字。他拿着粉笔，在地上画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教我念——“人”。

母亲也开始频繁外出，去夜校补文凭，为将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父母不在的日子里，我只能和自己仅有的玩具娃娃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一切的变化是因为什么，而我似乎也没有想起去问。多少年后我已记不清这些往事，我只记得有一次，风吹关了门，没有钥匙的我，一遍遍在黑暗里重复说：“不用怕，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焦灼是一种无声的惊慌，它蔓延在我动**的童年里。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变得不再那么清楚。在我成年之后，内心常常涌起流离失所的怅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感从何而来。

火灾过后，父母决定送我上学。入学时我只有五岁，力量比同学弱了许多。我做得好的手工常常被同桌抢走，他交给老师时会说成是他做的。我心爱的文具盒被同学抢了，他们扔过去扔过来，就是不给我。我一着急，就哭，一哭就被哄笑。我羡慕别的同学有透明好闻的香豆，而母亲对生活的清醒决定了我永远得不到那些。当我硬着头皮告诉她“橡皮弄丢了”的时候，其实是我想要钱买香豆了，然而我终究是没有得到过。免不了被训斥也免不了挨打，夹杂着对知识的新鲜好奇、受同学捉弄的耻辱与对友爱的渴望，我就这么一天天长大。

我曾有过一个朋友，父母嫌他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怕我不跟他学好，硬生生把我们拆散了。就这样我孤独地读完了小学。到了初中，我有了一位真正的老师。她灵活的教育理念使我们全班都成了“减负”的受益者，我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当我在她组织的班级活动里朗朗背出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时，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无比的自豪。在她动情朗读课文时，我早已秘密地将她当做了我的母亲。直到多年后，我又在校园里重新遇见她，她依然问着我“现在还有没有写文章”，我只能躲闪着难掩内心的痛苦——那时的我正吃着极大剂量的药物，已经写不出任何东西了。

药物治疗之后，我决定接受长程精神分析治疗。每当我万分难过、控制不住要伤害自己时，咨询师都会对我说；“做自己的好妈妈。”

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父母”，它是对童年时养育关系的内化，在我们成年后替代现实的父母照顾着我们。在我还没有太多自我意识的时候，养育关系的极不稳定让童年的我对陌生而异己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不安，与此同时，我也内化了一个严厉无情的、苛刻要求自己的父母形象，一个认为自己不应被好好对待的互动模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我需要对已经内化的影像做出修改，因为我对待自己的严苛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生活所必需。

从那以后，我越来越理解父母。尽管我很少回家，和母亲也不能很亲热，但我心里接受了她。她还是我的妈妈。是那个把菜油滴在桔子上，烧给我治咳嗽的妈妈；是那个在蛋壳上打洞，把蛋液倒出来又把肉塞进去蒸给我吃的妈妈。

家世

翻越娄山关，我们抵达桐梓，贵州北部的一个小县城。

在墨清看来，他的成长中，父系和母系家族文化对他有很深影响，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疾病的源头。时至今日，他已经不再孤立地从生物学、症状学，而扩展到从家族、社会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精神疾病。桐梓正是他的起点。

墨清最后总结说：他的患病，固然有生物学因素，内心冲突也是重要原因。他不能超越从小的环境，却越来越不认同自己被家族要求扮演的角色，不能认同自己落后又无所事事的民族与故乡；反过来说，他也不被认同。

“无处可退，无所依归。”他说。

大学毕业后，墨清在桐梓工作过几年。期间，他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把这套房称为“我自己的家”。房子装修好后，不用于出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隔两个星期就回来一趟。问他回来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是回来看看，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卫生。

“呆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心里的满足感和踏实的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他说。

墨清显然对桐梓有很深的感情。他曾经在“渡过”公号上发表一篇文章，回顾了他的童年记忆。他写道：“在我的记忆中，小小的县城，清晨总是白色的。那淡淡的薄雾里，回响着黄包车清脆的铃铛声。铃声由远及近，就这样来到我的面前。”

说实话，我行前就计划来桐梓，一方面想感受一下墨清成长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被墨清的这段描写所吸引。可是，今天的桐梓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桐梓县城正在大兴土木，空气中弥漫着建筑灰尘呛人的味道，哪有淡淡的晨雾和清脆的铃声？对此墨清也很不好意思。只能带着我在桐梓小城转悠，用语言来向我描述他小时候桐梓的模样。

来到一处工地，墨清指着废墟对我说：“这里曾经是大姨的家。”

1986年的秋天，我出生在一个双职工家庭。我是仡佬族人，随我父亲。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有一张恢复民族身份的证明。

父亲出生的县城是如何把自己列入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似乎没有人讲得明白。县城的街上满是看傩戏与打大贰的人，空气中飘着油茶的米香。

大贰是一种赌博游戏，纸牌上画着本族人才认识的文字。我至今仍坚定地认为有了这么个东西，这个县城永远都脱不掉贫困的帽子。但小时候我心里还没有产生任何思想，只惦记着地里辛辣的水萝卜和绳子上新晒的红色米皮，还有刚炒好的花生瓜子与咩咩叫的羊。

年节下农闲，我惊奇地发现走到哪家都有饭吃。我还没有学会客气这种东西，享受着农村人独有的对小孩的偏爱。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是城里的孩子，再问两句便知道了这是“老三家的毛”——毛是男孩，妹是女孩，我在巨大的语言隔阂里竟然轻松地吃到了各家的菜肴。文化、知识、礼节，还有外公外婆传下来的规规矩矩，全部都不抵不上火盆里一下烧起来的那股子热乎劲儿。

每天，天一亮，爷爷就去挑水。半山腰打好的井里有许多细小的贝壳，偶尔还会看到一只满不在乎的螃蟹横着过去，我一直思量着那些贝壳来自何方。爷爷的爸爸是什么样呢？爷爷的爷爷又是什么样呢？贫瘠的山石丧气地显示着他们不过是和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我大伯二伯四伯全是农民，只有我父亲显示着他在这个家族里独特的性质。

挑水种地，打柴放羊。城市人干不动、容不下的日子，在农民永远是平常。平常的活路有着响当当的理想。爷爷平生最得意的一句话便是“培养了好几个读书人”。

他在83岁时离世。家里最后一张照片站了35人，都是他一脉所出。在他的葬礼上，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吃流水席，好多人中午吃过下午又来。每半小时就要放一万响鞭炮，以显示家人是尽孝的榜样。

我怀着深深的不解询问父亲，他淡然地说着农村就是那么回事。我和父母无可奈何地躲到屋后的竹林里，零星赶来的他们的同事也都不出声地坐着。

葬礼决定只办七天，因为天热。幼时熟悉的堂屋里挂满了灵幡，新斩下的猪头和冰棺里的遗体使我感觉到愚鲁而讽刺。一心想着捞钱的道士竟能开口说要办14天，经跪到最后我早已没了感情。我斜看着大贰桌上的人们一遍遍点着输了赢了的钞票，每天都盼望着葬礼结束而又像永远不会结束。

最后的火化我没去。我在宾馆里服下了六颗喹硫平然后昏沉睡去，直到第二天下午寂然醒来。

爷爷如他所愿，葬在了高高的山岗上。

在我母系这一支，外公少年得志，到老依然是仪表堂堂。他有一副天生的好身板，黄埔军校毕业后主动加入了共产党，西进之后又在贵州剿匪。后来，外公在桐梓落户安家，娶了我祖上科举出身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