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人靠心眼明耳聪皆不如心亮（第5页）

所以说，对人的评价要客观、公正、全面。人都有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在考察人时就要将其优点和缺点分开。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不能由于有一些鸡毛蒜皮的毛病，就大惊小怪，全盘否定。西施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但其美貌为主流，因而不失其为美人。

另外，不可以一事之成败论英雄。办成功一件事，就言其才干非凡，一件事没办好，失败了，就言其无能，这样，未免过于片面，有失偏颇。在多数情况下，一次成败并不足以概括全貌。人们都记得，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著名的游泳选手庄泳、杨文意、林莉、钱红创造了四金、五银的好成绩，为世界所震惊。可谁又能想到，同样这四位中国游泳选手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仅获得一银二铜的成绩，连一块金牌也没有拿到。如果教练员仅凭一时一事论英雄，仅凭汉城奥运会上的游泳成绩来断定这四朵金花以后将无所作为，那么，她们的英才就会被埋没，世人也就无法领略她们的风采了。同样的道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国的游泳选手韩雪、晁娜、陈妍这几位小花比赛成绩确实不尽如人意。由于大赛临场经验欠缺，心理素质较差，加上调整状态不理想，她们的潜能尚未爆发出来。如果仅凭她们这一次的奥运会成绩论成败英雄，那么，很有可能弃掉在悉尼奥运会上将含苞怒放的新金花，埋没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人才。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以一时一事之成败论英雄呢？答案是看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识才，最容易发现一个人的特长或短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有连续性和一贯性，其特长或短处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看一个人的过去，可以预测他的未来。一个人的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而未来又是现在的延伸。因此，考察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预测这个人有无发展前途。体操尖子李月久当年差点被教练“淘汰”，原因是他长得比较矮胖，体形不美，教练认为他不是练体操的“料”。他的老师介绍了他的超人毅力和刻苦精神，才打动了教练，教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留下了他。后来，他顽强拼搏的精神证实了这一点，教练确认他很有培养前途，对他加以精心指导，终于使他成了世界体坛名将。假若教练当时只看眼前，不看他一贯的刻苦作风，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颗体操明星了。同样，如果我国的游泳教练张雄，只看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林莉的成绩，看不到她刻苦、拼搏的精神，恐怕也就出不了这朵世界一流的泳坛金花了。

第一，屈视其所亲。当一个人怀才不遇时，就看他跟哪样的人亲密来往。如果他是跟一些同样不得志的人亲密相处，发牢骚，鸣不平，他就是个心胸浅薄的小人物。

第二，富视其所与。当一个人非常富有的时候，要看他把钱往什么地方用。如果他专走后门，贿赂有权势的人，或只会送礼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这个人肯定不怎么样；如果他把钱慷慨地用在培养穷但有才干的人身上，或是仗义疏财于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就值得提拔。

第三，达视其所举。当一个人仕途通达，大权在握时，就要看他举荐拔擢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举荐的是无才无能的人，表示他有私心，不为国家着想；如果举荐的全是睿智、廉洁的人，表示他绝无私心，一心为社稷着想，这种人是值得赋予重任的。

第四，穷视其所不为。如果一个人求取功名不得，仍保持名节，不走歪门邪道，不奴颜卑膝，不投机钻营，表示他是个可以担大任的人。

第五，贫视其所不取。当一个人穷得难以度日，就看他是不是贪婪如饿鬼。若一味拍马求好处，就是不可用的小人物；若是穷不丧志，对有钱人仍然不卑不亢，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6。培养出丰富的相人经验

领导相人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人才的使用和自身事业的规模。大凡有成就的领导，都是有丰富的相人经验，能人尽其用的人。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于治军时期，对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用心辨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重。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卜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竟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么会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故旧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史称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曾国藩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

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视“神”的道理。

所谓“精惠则智明，精浊则智暗”，是说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能干”的“精”字在意义上有些联系，但识别起来，并不容易。

古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智能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有灵。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外在影响，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魄颓丧时期，普通人难对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这就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综合判断。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聪不聪明，道理即在于此。这即是观“精”之说。

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说，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能识别其胆量。筋劲，其人勇猛有力，筋松，其人怯懦乏劲。

“骨硬则质刚，骨软则质弱”说，即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其强弱。骨健，其人强壮，骨软，其人软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他在《冰鉴》中说：“一身骨相，俱乎面部。”“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虑一个人的力量勇怯。

“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脚，难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坚，做事往往“知难而退”、“半途而废”。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不是沉浮静躁的区别。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底气虚，精神容易涣散，多半途而废。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该精心时精心，该粗心时也粗心，不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问题，遇事慌张，稍有风吹草动，就气浮神惊起来。

7。对可用之才要大胆使用

古人论及用人之道，十分推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身为领导，对于自己已用心了解的可用之才要大胆使用。领导用人不嫌不疑，不但应在人才失败危难之时，也应在其顺利有功之后，特别要防备出于嫉妒、挑拨的诬陷中伤。

冯异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大将，更始年间归降刘秀，任主簿，从破河北割据势力王郎，封应侯，又协助刘秀镇抚河北。为人谦让，不伐己功。诸将并坐论功，冯异却常常独坐大树下，故军中号为“大树将军”。后拥戴刘秀称帝，定封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平定三辅割据势力，功勋卓著。

冯异手握重兵，长年征战在外，心中不安，遂上书请求内调朝廷，光武帝不许。后来有人告发冯异专制关中，擅自斩杀长安令，威权至重，深得人心，号为“咸阳王”。光武帝派使者将这些上书交给冯异。冯异内心惶惧，随即上书表示忠诚。书中说：“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光武以诏书回答冯异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表示对冯异的信任，以使冯异专注关中。

建武六年，冯异回到洛阳，刘秀立即召见并且向公卿介绍说，这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棘，定关中。又提起“无蒌亭豆粥”和“滹沱河麦饭”的坎坷往事。当年刘秀镇抚河北时，为王郎部队所迫，退至饶阳县无蒌亭，恰逢天寒地冻，众人皆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冯异给刘秀煮了锅豆粥。第二天，刘秀对诸将说，昨天得公孙的豆粥，饥寒俱解。到了南宫，又逢大风雨，刘秀等人在空屋中避雨。冯异、邓禹抱薪点火，给刘秀烘烤衣服，冯异又给找来了麦饭和兔肉。光武帝一直感激冯异的厚意，所以特地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并且下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冯异稽首谢曰：

“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

所谓“巾车之恩”，是冯异追述刘秀对他的恩德。冯异早年与刘秀在一起。一次，冯异私自外出，被巡逻军士怀疑逃跑而予扣留，刘秀在巾车乡将其释放。冯异提出想回家探望母亲，刘秀慨然予以放行，以示不疑。冯异重提往事，表示不敢忘巾车之恩，是以过去君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来重申新形势下君臣相知的关系。

领导用人就要开诚布公，毫无猜疑。对于自己长期用心观察的可用之才，不必顾虑，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汉末三国时期是各方争相延揽人才，人才也各择明主的时期，因此，兄弟各仕一方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诸葛氏家族。蜀汉贤相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屡任要职，仕为大将军，族弟诸葛诞在魏国也统领重兵，镇守一方。而在吴、蜀两国由联合转为对抗之际，吴主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却始终不渝，自称君臣之间为神交，这被传为千古美谈。

诸葛瑾在汉末时躲避战乱到达江东，被人推荐给孙权，受到孙权的信任，被任命为长史，后改任中司马。

诸葛亮为孙、刘联合事出使东吴时，孙权曾授意诸葛瑾挽留诸葛亮，说：“卿与孔明（诸葛亮）同产，且弟随兄，于意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刘备），意自随入耳。”诸葛瑾回答说：“弟（诸葛）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明确表示兄弟各事其主，皆忠心无二的态度。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诸葛瑾奉命到益州去见刘备，商议两国通好的事情。他与弟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表明兄弟二人皆以公务为重，不把兄弟私情掺杂进去。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派军以武力强夺荆州，孙、刘联盟破裂。诸葛瑾随同吕蒙等进攻关羽，以功封宣城侯。后又任绥南将军，代吕蒙为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太守，驻守公安。

蜀汉刘备章武元年（221），刘备为报吴国夺取荆州及杀害关羽之仇，亲统大军讨伐吴国。孙权派遣使臣向刘备求和，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责备他不该为报关羽被杀的小仇，就破坏孙、刘联盟，放弃恢复汉室天下的大业。这时有人说诸葛瑾另外派遣亲信与刘备进行联系，这话传到孙权那里，孙权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然而这些谣言流传颇广，主持对蜀作战的大都督陆逊上表给孙权，保证诸葛瑾绝不会那样，希望孙权能明确表示，以消除谣言。孙权写信答复陆逊说：“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并讲已把那些诬告诸葛瑾的奏疏都加封后派人送给诸葛瑾，同时还送去自己的亲笔书信。孙权在给陆逊的信中最后讲：“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派人把陆逊力保诸葛瑾的表章也送给诸葛瑾。以后，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始终如一，诸葛瑾先后升任左将军、大将军。诸葛瑾去世后，他的儿子诸葛恪继续受到孙权的重用，孙权病危之时，任命诸葛恪为辅政大臣，托以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