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人靠耳观其人也要听其言（第3页）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的话不可信。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

6。切忌以传闻为依据

领导者注重“民意”，多听取一些意见是好事，但这些“民意”只能做参考，决不能拿来做识人的依据。

在识人的问题上，战国时著名哲学家韩非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识人不可以舆论与传闻为依据。

韩非认为，对人，只应看他是否具有才华，而不管他是否受到非议或是赞誉。

为什么在识人的问题上要排除舆论与传闻的干扰呢？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以声誉的好坏来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相互勾结，以便制造对对方不利的舆论与传闻；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来荐举官员，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勾结拉拢而不再在法律的规定内凭功业来求得任用。所以，如果任命官员不以才能作为标准，而只根据声誉、朋党关系如何，那么，国家就会混乱。没有一套正确方法来识别人才的君主，必然会根据他人的议论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愚与忠奸。别人称赞谁，君主就随之喜欢谁；别人非议谁，君主也随之厌恶谁。这样，传闻与毁誉成了衡量官员好坏的标准。于是，那些惯于讨好、习于钻营、善于拉拉扯扯的人，就会得逞于一时，朝廷则可能被这群结党营私的小人所充斥；而那些正道直行的贤人君子，就会显得孤立无援，长此，就将形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

战国时期，齐威王派朝中两位大夫分别去治理即墨和阿邑两个地方，过了一段时期，齐威王身边不断有人非议派往即墨地方的大夫，而对派往阿邑地方的大夫却屡屡赞扬。齐威王遣人至两地观察，看到即墨地方田陌纵横，人民富足，秩序安定；而阿邑地方却是田园荒芜，百姓穷困。为何对两个官员的反映都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呢？齐威王通过探查，才弄清真相。原来是阿邑地方的大夫用大量钱财贿赂了朝廷官员，求其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美言；而即墨地方的大夫却不这样做，朝廷官员则有意中伤他。于是，齐威王对作风正派、政绩卓著的即墨大夫给予万家赋税的封赏，而对弄虚作假、蒙骗朝廷的阿邑地方的大夫处以烹刑。结果，“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

倘若齐威王闻言不察，听风即是雨，就会造成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小人得志，贤人遭殃。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绝不可轻易听信传闻，不能仅仅以世俗之毁誉定人贤愚、优劣，而须认真考察真情后再作结论。对此，《吕氏春秋·听言》有精辟的论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

三国时代的刘邵说得更为全面，他讲，想做一个好官，必定要严格执法，事事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愁。这样做虽然于治政有益，但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便、不安和不满，所以，容易被人诽谤而声誉不见得好；反之，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那些人，这样虽然于治政无益，却可以博得他们的称誉。所以，识别人才，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唐朝的唐玄宗也是因忠奸莫辨，信用李林甫，并听信其谗言，贬黜贤相裴耀卿和张九龄，导致朝政更加昏暗，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传闻与谗言，本是无从证实，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它有时是在某些人、某些事危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时而产生的。有些人是出于恐惧、不安全感对现象胡乱猜测，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某些人看到别人能力比自己强，心里失去控制，便产生强烈的妒嫉心理，为使内心达到某种平衡，就故意制造出传闻与谗言去攻击他人，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使自己在某些方面占上风。这种人实质上品行恶劣，道德沦丧。

如果传闻与谗言盛行，就会使积极向上的人遭到非议和诽谤，从而丧失信心；也会使有缺点的人被旁人的舌头压得抬不起头；甚至还会使有凝聚力的集体变得涣散。

作为领导者，应以古鉴今，以古为镜，不听信传闻与谗言，凭借辨别是非的能力去了解实际情况，识别贤才。同时，要关心、鼓励遭受非议的人，使正直的人能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轻松愉悦的心情；而对于那种嫉贤妒能、编造传闻流言、无中生有中伤别人的人，给予严厉的批评与教育。

传闻与谗言，留给今天的领导者的思考是沉重的。某公司的一位经理由于对新调来的两个业务主管不了解，心里没底，于是，就找了几个跟自己亲近的人了解情况。而这些人对新来的两位主管严格管理、秉公办事的做法很不习惯，便借所谓“群众反映”不好为由，对其捏造一些流言蜚语，结果，这位经理偏听偏信，于是找个理由把这两名主管调离了工作岗位。

这事听起来幼稚可笑，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见不鲜。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例，有的人才，其观点、谋略新颖奇特，一时难为多数人所理解与接受，然而，却是可行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人，往往难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也常常会有不好的舆论。如果仅凭“传闻”以舆论识人，就会把这种难能可贵的人才连同他的观点、谋略一起拒之门外，岂不是一大损失！

因此，在识人的实践中，既不可不注意“民意”，又不可被表面的“民意”所左右。“群众反映”、“民意测验”，从本质上说，都无可非议。如果仅凭此识别人才，未免过于草率。至于将一些流言蜚语、闲言碎语等视同为“群众意见”，那就更幼稚可笑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才干的人往往受到妒嫉，从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如果领导被不利于这些人的舆论所左右，那就无法让他们为己所用。

7。给下属一个讲话的机会

任何领导对下属违背命令，触犯制度的行为都是十分反感的。有的领导因下属的这种行径对其“一棍子打死”，不去把问题弄清楚，不给下属一个讲话的机会，从此在重大事情上对其“永不叙用”，从而白白丧失了一个人才。

领导者要给下属一个讲话的机会，从而真正了解事情的原因。

一天，汉王帐下来了一位身材伟岸、面如敷粉、唇若施朱的美貌丈夫。此人是阳武县人。名叫陈平，原是楚都尉，因项王发怒诛杀将吏，避祸而逃奔汉王来的。汉王刘邦听部将魏无知介绍后，立即召见陈平，直截了当地向他征询伐楚大计。陈平进言说：“大王想伐楚，目前正是时机。现在项王正率军讨伐齐地，后方空虚。大王若迅速东进，攻占他的老巢彭城，截断楚军归路，楚军一定人心大乱，容易溃散；项王虽然勇猛，但他一个人也无能为力了。”接着，陈平还把进军线路和攻伐计谋对汉王作了详细分析。汉王听了眉飞色舞，欣喜异常，觉得陈平才智谋略过人，真算得上张子房第二了。于是，不但仍旧授予他楚时的都尉官，还让他作自己的参乘（陪乘人），随侍左右，并兼掌护军。

帐下诸将见陈平刚来，又不见有什么功劳，就一下得了贵官，还跟随汉王身边，认为汉王这般抬举陈平也太过分了。下边不满的议论，汉王也有所耳闻，但均不以为意；相反，更加厚待陈平。这下惹得周勃、灌婴这类功臣更加愤愤不平。他们在将士中搜集了些有关陈平的不廉行为，然后气呼呼地到汉王帐中告状，想把陈平告倒。

汉王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寡人任用陈平，是因为他有才智。你们说的那些事是德行问题。当今楚汉相争，全靠能人出奇谋，武士出勇力。那些循规蹈距的谦谦君子有啥用处！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他的那些生活小事啦！”周勃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汉王见他们走了，心里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弄清楚，于是召陈平进来质问道：“先生，你原来事魏不行，于是事楚；结果又离开楚营，投到我处。人臣侍君可以这样不专一吗？”陈平从容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离开他；到了项王麾下后，臣见项王信任喜欢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他人即使是奇谋之士他也不重用。臣听说汉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远近豪杰都争相归附，所以臣才来投奔大王。臣来时，只身一人，除了身上穿的，余皆一无所有。如果不收受点钱财，就无法筹办活动经费。大王现在若真的认为臣的计划可以采用，就请大王听臣行事；假如认为不行，臣收的钱财全在，就全部封送官府，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开就是了。”

汉王听后，立刻向陈平赔礼道歉，并重金赏赐陈平，还提升他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这样一来，众将领再也不敢说长道短了。

从此，陈平一心一意跟随汉王身边，尽心为汉王出谋划策。他与张良成了汉王刘邦夺取天下以至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直到十数年之后，高祖临终之前的遗嘱中，陈平仍是汉高祖托付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

陈平收受贿赂固然不对，但刘邦给他一个讲话的机会，了解他受贿的原因。若是刘邦不问清楚，固然留下陈平也很难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