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人靠眼用火眼金睛辨贤愚（第2页）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实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所以，作为领导，任何世俗的看人标准都只可借鉴而不可迷信。你要做“伯乐”，就得用自己的眼光去寻觅合适的“千里马”。
3。对真正的人才青睐有加
真正的人才面临困局是很容易崭露头脚的。而他们的成长又往往为世俗的力量所阻。领导者必须把眼光放在这些成长中的人才身上，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南宋时的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是在老将宗泽的青睐有加下迅速成长的。
靖康元年（1126），金军入侵中原，直趋北宋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皇帝宋钦宗便封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封抗金名将宗泽为副元帅，并令他们带兵入援京师。赵构部下刘浩在相州招募兵士，于是，岳飞便投靠刘浩军队，并很快被提拔成为一名下级军官。
靖康二年（1127），宗泽率领部队转战开德府，接连同金军大战13次，均都取得了胜利。在一次两军对阵交战过程中，岳飞见金军两个旗手在阵前摇旗呐喊，鼓动厮杀，便立即弯弓搭箭，两发两中，人倒旗落。顷刻间，敌军乱成一团，岳飞率军乘势发起攻击，金军死伤无数，溃败而逃，岳飞获胜，并缴获了大量兵器。不久，宗泽又率领部队分兵北上。岳飞所率一部在北上途中与金军在曹州（今山东荷泽）相遇。金军凶猛扑来，岳飞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金军展开激战。由于岳飞英勇顽强，指挥得力，士卒个个拼命同敌战斗，最后大获全胜。
经过开德、曹州两次大战的胜利，宗泽对岳飞的英勇善战非常钦佩。有一次，宗泽把岳飞召去说：“你的英勇与智谋，武艺与才气，就是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你，但是只擅长野战，还不是万全之计。”宗泽非常喜爱岳飞的才华，因此，有意对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战方法，于是便送给岳飞一张作战的阵图。岳飞接过阵图仔细看了以后，便对宗泽说：“古今时代不同，平地和山险不同，怎么能用一定的阵图用兵？”宗泽反问道：“像你这样讲，阵法岂不是没有作用了？”岳飞回答说：“列阵而后战，乃兵家的常规，但其运用之妙，却存乎一心。”宗泽听了岳飞的议论，心中十分佩服，认为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
南宋建立后，岳飞向皇帝宋高宗赵构多次上书，要求北上抗金。但是，宋高宗却认为岳飞官小职微，越职上奏，便把他革职。然而，岳飞抗金报国之心毫不动摇，于是便投奔张所，被任为武经郎，充中军统领，在都统制王彦部下当偏裨将。岳飞随同王彦渡过黄河抗金，因为岳飞同王彦的意见有分歧，便脱离了王彦去投奔宗泽。这时，宗泽已调任东京留守。岳飞到东京后还未见到宗泽，就被王彦的部下捉住，正当王彦要按军法处斩岳飞时，宗泽正好赶来，并发现王彦将要处斩的人就是在开德、曹州大捷中建立奇功的岳飞，立即让王彦将其当场释放，并留军前听用。不久，抗金前线传来急报，说金军又要进攻汜水关（今河南汜水镇西），宗泽立即命令岳飞率500名骑兵出征迎敌。岳飞接受命令后星夜兼程赶到前线，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奋力杀敌，经过激战，大败金军，凯旋而归。宗泽立即擢升岳飞为统制官，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
宗泽慧眼识奇才，而岳飞没有辜负宗泽的提挈与期望，建立了抗金的奇功异勋。宗泽去世后，岳飞随从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9），金兀术率金兵渡江南侵，杜充弃城投降金兵。岳飞在广德、宜兴一带坚持抵抗。次年，金军被迫北撤。岳飞乘机率军袭击金军后队，收复建康（今南京），并被提升为通泰镇抚使。绍兴二年（1132），任承宣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屯鄂州（今武昌）。他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为金兵闻风丧胆。
同为抗金名将，历史上岳飞的名声远远超过宗泽。但若无宗泽这个老领导的提携，岳飞恐怕不一定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4。看人不能“凭风向”
很多领导在用人之前，总是先征询周边人对所用之人的看法，再决定是否使用。这对于了解所用之人的确是一个好方法。但周边人的评价无疑也形成了领导对此人的看法，领导人若仅“凭风向”就简单做决定，那无疑会使真正的人才埋没。
清朝康熙帝在台湾问题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慧眼识施琅，为后世人做出了识人的典范。
施琅原为明朝总兵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降清，施琅亦从降。十三年（1656）升副将，十六年（1659）升总兵，康熙元年（1662）迁水师提督。施琅归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奋力拼杀。但是，当时朝廷内掌权的满、汉官员看不起他，特别是康熙初年掌权的鳌拜集团更不肯重用他。
康熙初年，郑成功之子郑锦据台湾，并欲攻福建。施琅调兵遣将，出海截击，大败之。七年（1668），鉴于郑锦已势单力薄，施琅密奏朝廷，“宜急攻之”。刚刚亲政一年的康熙皇帝览奏之后，立即召施琅入京，并亲询方略。施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十五岁的少年天子康熙皇帝虽然第一次与施琅当面交谈，但施琅的谋略与能力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很赞赏施琅收复台湾的计划，遂下部议。由于康熙帝刚刚亲政，朝廷大权仍掌握在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中，而这些人一贯反对施琅，因此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为由，将施琅的建议搁置下来，并裁其水师提督，改授内大臣，调回京师。
不久，康熙帝计擒鳌拜，真正掌握了大权。由于三藩事起，统一台湾之事便暂时放下，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康熙帝再次提出统一台湾问题，并询问群臣意见，结果群臣“咸谓海波不测，难以制胜”，反对进取台湾。这时，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都认为台湾可取，并推荐施琅担当此任。康熙皇帝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也认为“壮猷硕画，无出公（指施琅）右者”。于是。再次召施琅入宫，并“宴内廷，谘进讨事”。由于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因此他向康熙皇帝详细谈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帝听后十分满意，决定再次任其为福建水师提督，即赴前线，操练水师，待机进取台湾。这时，有人提出，施琅既已调京多年，不宜再派往福建，康熙帝不予理睬。又有人公开反对任用施琅，“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仍不为所动，既然主意已定，就用人不疑。于是，当机立断，晋施琅为太子少保，兼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临行之时，康熙皇帝还特意“临轩劳之”，并勉励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其努力无替。”
施琅受知遇之恩，果然不负康熙帝的厚望，他积极训练水师，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克澎湖，迫郑克王爽投降，使统一台湾大业顺利完成。
清军在攻占台湾后，对台湾的处理问题，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李光地甚至提出“招来红毛，畀以其地”，将祖国领土台湾奉送给西方殖民主义者。施琅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力主台湾不可弃，奏请设官兵镇守。他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皇帝坚决支持施琅的主张，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遵照施琅的意见，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并设一总兵，驻兵八千。至此，台湾的行政建置完全与内地划一。
此后，在镇守台湾的问题上，康熙帝仍十分信任施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近七旬的施琅以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请求解任，康熙帝对他说：“吾用汝心，不在乎手足矣。”充分说明了康熙帝对施琅的了解与信任。
一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是基于自身的角度和利益决定的。有才华，能干事的人才往往并不为人所容。领导者若仅“凭风向”，不去仔细的甄别，便是有“千里马”在眼前，也无法发挥它的价值。
5。领导者要有看穿是非的慧眼
有才干的确是人才的标志，但有才干却不能为领导所用，对共同的事业有害无益，这种人才就必须加以防范。有时候，领导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另类”的人才。
乾隆初政时，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是辅政大臣，他的地位在王公亲族中尤其显赫，于是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势力集团。最初乾隆认为他们一伙人是“庸碌之辈”，不会有大作为，尽管允禄毫不顾忌地凭借特权援引勾结，作威作福，但毕竟他们能力还是有限，对皇权也造不成大威胁。于是乾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他们。到乾隆四年时，乾隆发现允禄他们竟成了小气候。允禄和理亲王弘皙、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怡亲王允祥之子，贝勒）、弘皎（允祥之子，封宁郡王）、弘普（允禄之子，贝子）等人互相趋奉，“私相交结，往来诡密”。这时候，乾隆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了。他积极采取了措施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深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
弘升在雍正朝获罪被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施恩任命他为火器营都统之职。乾隆因此案训他不感恩悔过，竟“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并斥责“弘昌秉性愚蠢”，自小不服管教，到处惹事生非；“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最严重的是弘皙，其“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而允禄“全无一毫实心为国效忠之处，惟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惟恐于己稍有干涉”。这些人胆敢目无国法君王，“结党钻营”、“不守本分”、“饮食宴乐”，乾隆认为他们已经觊觎皇权，图谋不轨了。
为了确保皇权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乾隆采取了“制造罪名，防范出祸”的才智。于是，弘升首先被以“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为罪名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进一步做调查。紧接着，允禄被以“结党营私罪”革去亲王双俸、议政大臣和理藩院尚书职务，保留亲王封号；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贝勒、贝子封号。这几个人的罪状均笼统含糊，未指明实事。只有弘皙问题较大，竟在王府内仿照国制，设置会计、掌仪等司，并曾多次请巫师降神，问不该问之事，如“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表明，弘皙还有企图复辟的大逆之罪。弘皙最后被乾隆永远圈禁在景山东果园，与他一起圈禁的还有弘升。
仔细探究允禄、弘皙案，可以发现，乾隆之所以尤其对弘皙不能容忍，其原因就是他和乾隆一样，从小聪慧过人，都得到过康熙的宠爱，当时就有人猜康熙因弘皙之故，可能恢复允炉为太子。弘皙与乾隆一样被皇祖抚于宫中，并且时间比乾隆更长，自然就是乾隆的竞争者，故乾隆对他尤其不满了。并且弘皙府中的体制和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雍正特许的，即是可以超过一般王公的，然而这也成了他获罪的一条重要原因。可见乾隆的目的是一定要除掉这支渐成气候的政治势力，而挖空心思制造罪名，以儆效尤。
在对待宗亲的问题上，乾隆颇会玩弄权术，既惩戒了亲贵，又维护了自己的好名声。一次，和亲王弘昼与裕亲王允禄、慎郡王允禧、顺承郡王斐英阿等奉命盘查仓库，这本来是例行公事，这些王爷们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想不到皇帝却借此做文章，责他们“未能尽心”，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哪敢得罪这些凤子龙孙，只能建议革除他们所兼的都统或者罚除都统俸饷，请皇帝在两种处分中任择其一。乾隆很不高兴，指责宗人府“两议请旨，故意尝试，甚属取巧，如此瞻徇，岂受其请托耶？抑借以倾陷耶？”将宗人府王公严加议处。然后又命都察院严查议处。
都察院的官吏们接到这一棘手的案件，同样也是战战兢兢，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从严议处，革去上述宗室的王爵。不料乾隆又大发脾气，说：“王公等非干大故，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议当乎？否乎？……明知朕必不革去两亲王两郡王，而故如此立义，以为可以立身无过，而于朝廷之体制、事理之当否，概不之论，是岂大臣实心敬事之道。……乃诸臣议事，一不衷之于理，非以尝试取巧，则以从重而恩出自上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朕将奚望，亦甚自惭。”
结果，这些王爷们被罚俸一年，而都察院官员们都被革职留任。乾隆大帝的心机真是高深莫测，这无非要让王爷们知道：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对任何人可以生杀予夺。同时也告诫百官们：即使皇亲国戚，也必须依法处理，既不许徇情包庇，也不许故意重处，把罪过和处理的责任都推到皇帝的身上。
乾隆御弟弘瞻遭到惩戒后，“闭门谢客，抑郁生疾”，于是，乾隆亲赴探视。弘瞻在被衾中叩首谢罪，乾隆大帝竟也被手足之情感动得呜咽失声，拉着弘瞻的手说：“只因你年少而稍加斥责，哪知道竟使你得这样重的病。”并马上恢复了弘瞻的爵位。只是为时已晚，不久弘瞻便一命归天了。由此来看，此中虽有乾隆的后悔之意，但也不能说当初就没有一点小权术掺杂于亲情之中。
领导要有一双看穿是非的慧眼，不能反被对方的才干蒙住了双眼，更要注意审察对方的出发点。若是对存心捣乱的人才姑息迁就，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6。看清下属的“长处”与“短处”
看清一个人才能用好一个人。很多领导者都感叹：可用之人太少了！不过，在埋怨下属无能之前，身为领导的你，对下属的“长处”和“短处”都看清楚了吗？
很多人，在成功之前并没有先天的征兆，他们的长处被短处掩盖，甚至还有人被误认为“刁民”。
2002年全国销售冠军、现宅急送公司北京分公司营销部经理梁巍，刚进宅急送时，只是个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客户服务人员……
其实，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看待一个人的优缺点，尽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但与观察者看人的角度也有相当的关系。如果用灰暗的心理看人，从人的短处着眼，那么看到的自然是缺点多于优点，短处多于长处，如果换个角度，用积极的眼光看人，从人的长处着眼，那么所能看到的一定是优点多于缺点，长处多于短处。对于一个高明的领导来说，应善于挖掘部属的优点，激发他们的才智，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