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附录一 （第2页）

一些贫穷的发展地区，例如西北边远的新疆和北京东北以前大清皇帝的猎区热河，也在　其列。就这几年来看，这一数字已不准确，肯定有所增加。1914年，学生总数为350万，到1　917年，上升到400万。学校和大学1914年是10万8千所，1917年增至12万所。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女生人数与适龄女孩总数的比较。

1910年，美国内政部上报国务院，中国人口为331，188，000。G。D。泰尔博尔在《管理　中的问题》一书中，说美国的学龄少年占总人口的17．4％。假定中国也是这个比率，那今　天民国的学龄儿童应有57，626，712人，以一半来计，女童应约为28，813，356人⑩。1912　年，天主教会报告学校中有49，981个女生；1916年新教教会报告有49，987个女生；1918年　，政府公布官办学校有女生170，789名。从最新的统计数字看，在校女生总数为270，692，　而未入学女孩为28，042，412人，可见，未受教育的女童占学龄女童总数的95％。路易斯博　士指出，那些未进校门的女生有五分之四在头3年注过册。事实上，　中国女孩已开始受教育　了。尽管如此，女子教育还是越来越普及，爱国的女教育家们在谋求大众支持方面做了不　少努力。十年前，湖北巡抚上书清帝，准请奖誉吴夫人，她为湖北的教育事业捐赠50万两白　银，减轻了湖北的财政负担。如果没有这笔捐资，许多官办学校就得关门。几乎同时，另一　位行踪走遍东洋的魏夫人，捐款5万美元给家乡河南省，兴建一所专事翻译启蒙的学校。因　此，1914年，从湖北、河南两省学校的统计数字看，足以与其他省份相比：

女子教育的第二步是派女生出国留学。在清政府资助下，由端方主持此项工作，但这并　不标志中国女学生开始移民海外。有些女学生得到私人或教会的资助，十几年前就负笈留洋　了。1885年，宁波人金亚梅获康奈尔大学医学博士。十年后，玛丽？斯通、艾达？凯恩、胡　金安分别从美国几所大学的医科毕业。继这些开拓者之后，又从国外大学毕业了许多女性，　她们是中国妇女医学博士的先驱。

1905年，面对大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满清政府处死了5名以西方立宪制为蓝本起草中国　宪法的大臣。其中之一是开明的大臣端方，他时任南京总督。他想把自己在西方所学的付诸　实施。当时，耶鲁、哈佛和威尔斯利等大学向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端总督要求那些想获得　政府资助赴美留学的男女青年进行考试。1907年7月，600多人，包括50多名女生参加了考试　，结果有12名男生和3名女生入选。第二年，美国同意放弃总数为13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　这对清政府有利。清政府为感激美国的慷慨，决定用这笔钱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或相　应的机构学习。1909年，第一批青年横渡太平洋。紧接着，政府决定派出女留学生。1914年　，第一批政府派遣的中国女留学生抵达美国。这之后，在政府或个人赞助下，出国留学的人　数猛增。

女学生负笈海外实现以后，就该是男女同校教育了。但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尚有许多　偏见需要消除。只是近来男女同校教育这一问题才朦胧出现在中国教育的地平线上。进步的　男女青年携起手来，扫除陈规陋习，极力提倡男女同校教育是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一步。这　一新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中国男女同校教育的历史而论，广东的教会学校，上海的　布拉克（Beulak）学校是先驱。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制”，规定7岁至11岁的少　年男女可在同一教室上课。去年召开的一次国家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决议，在大学实行男女同　校。这一决议的头一个成果是两名女学生获准进入北京法语预备学校，还有7名女学生在北　京的官办大学注了册。与此同时，上海“世界中学生同盟”走读学校招收女生，有的中学也　招女生，有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大学、汉口第一师范学校，也安排下一学期招女生。将有数百　名女学生走进这些学校的大门。

四、经济地位

斯宾塞说，要探讨妇女的经济地位，得特别关注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大多是由　社会环境造成的。现代工业不发达和经济模式基本停留在家庭内部或手工制作阶段的地区，　妇女的工作主要被限制在家务上，尽管她们闲时可以生产大量的家庭用品。只要经济生活停　滞不变，两性职能的分野就不会受到影响。对中国妇女僵硬的家庭生活感到愕然的人们，想　起了工业革命到来前的英国妇女或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妇女，那时，家庭体制是形成经济社会　的基础。

由于妇女被错误地认为没有生产能力，她们的行动就限定在家庭消费上。这自然很难用　金钱来衡量，然而家政无疑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事实上，丈夫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如果　不是大半，取决于女主人节俭还是浪费――西方和东方均是如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好的　家庭主妇才是一种生产力。换言之，妇女形成社会的保守力量。玛丽？沃拉斯顿在《妇女权　利的维护》一书中谈到，妇女地位完全依从男人是一种谬误的观念。她从不蔑视妇女家政的　极端重要，而是高度评价了妇女的神圣责任。

因此，中国女孩接受的是一种准备做贤妻良母的实用教育，活动范围限定在家庭。她们　的经济依靠除了属于家庭成员的以外，不能分享任何东西。结果，现代女权主义者极力宣扬　的经济独立理想，绝少影响到生长在孔教传统和迷信环境下的中国妇女，这就压制了她们的　主动性，剥夺了其个性。

中国同别的地方一样，家庭是妇女的王国，妇女是家庭的统治者，她往往以主妇的身份　担起理家的重任。她持家理财，控制花销，精于烹饪，为家人做饭，几乎无一例外，低水平　的面包师可不能小瞧她们。服装裁剪不发达时，一位普通的主妇便能自己量裁，为丈夫、孩　子添置新衣。手工缝衣、做鞋不是希罕事，她们还得经常缝洗、晾晒，更换棉衣、棉被。当　然了，孩子是新增的负担。可她们仍然有闲暇刺绣，家长里短是中国妇女闲谈的主要话题。　“缝衣做饭惜金时，种花织绣且为乐”。乡下妇女除了持家，还得下田干农活，你会为她们　吃苦耐劳的精神惊讶不已。海德兰教授曾看见“一位村妇领着孩子和丈夫一起拉牲口犁地”　。麦收时，主妇们都去收割。秋收一到，又得忙着打谷脱粒。在棉花生长区，妇女和孩子更　是忙着在田里劳作。

为利用原材料做准备，要经过成千上万双中国妇女的手。从田里收集――这最费力，因　为农作物均生长缓慢――到制成衣、做成鞋，“弹棉、打棉、分丝、织绳、绕线、上浆，特　别是织布，都是费时累人的活”。有些地区，家家都有一架老式织布机，勤劳的农村妇女　在那上面花费过多少心血啊。顺便提一句，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棉区出现了织毛线机的竞争　，许多手工操作的妇女发现自己正处在饥饿的边缘。

妇女对丝绸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H。C。陈博士向我们描述了这一奇妙的工业，　丝绸业的旺季在春天，几乎东部省份，特别是浙江和江苏的每一位乡下妇女都投入进来。浙　江、江苏也有许多出名的丝绸产地，江、浙是中国的丝绸重镇。据统计，那里与丝绸业相关　的人口不少于2000万。“年成好”的时候，妇女们能攒下一大笔收入作为积蓄或备急用。

在中国社会，妇女给人看家、看孩子是再普通不过了。“农忙”一过，乡下妇女便涌如　城市，受雇人家做女佣。带小孩可是个不错的工作，因为中国人喜欢给婴儿喂人奶，所以奶　妈的收入很高。在大城市，妇女们还常常帮着丈夫或亲戚照看店铺。

中国妇女确实不幸，要持家，还得劳作，可很少得到有报酬的职业。随着西方文明的引　进，我们的姐妹开始认清新形势，第一次模糊感觉到妇女的价值和不断增殖的独立性，并正　在赢得自身的生活。而这些，玛丽？沃拉斯顿早在一百三十年前就认识到了。

今天的中国妇女变得越来越自立，不再向自己的兄弟倾述悲苦。她们接受现代教育，参　加集体活动，不再囿于自家的小围墙。她们正把身心和灵魂注入到减缓痛苦及其他慈善事业　中。两年前，北平成立了中华妇女红十字会，总统夫人和一位前总理夫人分别担任名誉主席　和会长。这些杰出女性的行为，正日益得到乡下妇女的响应。

知识女性主要从事教学，但医生、护士越来越流行。1912年，从巴黎归国的女律师创办　了一所女子政法大学，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最近，同是在巴黎毕业于法律专业的陈小姐，　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并担任当地几家报纸的记者。数日前，她代表中国赴美巡回演讲　。许多妇女正在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　营、操作。玉宏纺织公司一年创利10万美元，经理是谢朝诗女士。

中国显然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不可抗拒的工厂体制带来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问题，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女工。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为五一劳动节准备了一期劳工专号　，详细报导了全国的劳工情况。下列数字显示出中国机器制造中心上海的女工受雇、工时及　工资情况：

我们注意到，工时长而工资低是上述数字的主要特点。杜威教授夫妇最近巡游远东，参　观了一些工厂以后写道：“甚至没有一部劳工法，……纺纱部门的劳务工资每天30美分，最　高32美分。纺织部门最多可拿到40美分。”工资低得惊人，生活标准自然也极低。按照一位　工头莫阿先生的统计，民国以来工人工资提高了80％，十年前，日工资17、18美分是常事。　五年前，日工资是24、25美分，现在是30美分，有的多点。莫阿先生认为，这种增长正好适　应这几年的通货膨胀。

工作时间也没有法定限制，纺织业雇主为能最大限度地生产，坚持轮班制，每班12小时　。有些工厂雇佣女工时间甚至每天超过13个半小时。工厂年久失修，无法安装卫生设备。当　时，没有雇主责任法，也没有社会保险。不过大多数雇主还是能在工人生病时，提供最起码　的治疗，对那些因工受伤的工人，提供补助金。而且，鼓励工人储蓄，有时还为工人子女提　供初级免费教育。

下面的实例足以说明上海女工所得到的文明待遇：

远东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雇佣着400名左右的女工，大都在书籍装订所，分派　的都是些折页、缝线和其他较轻的工作。这些妇女及其他岗位上的妇女，与男人并肩工作，　这在中国是非比寻常的。而这种尝试效果非常令人满意。下班时间，妇女还有特权早男工离　开5分钟。女工的报酬也很好，额外津贴与其工作的情形和记录成正比。而且，还留下一部　分津贴用作工人的退休金或家庭的丧葬费。公司实行分红制，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公司的　股东。公司开设储蓄所，定期存款年利率9％，活期存款利率8％。其目的是鼓励工人储蓄以　防备万一。工人们住房宽敞，通风也好。工人子女从幼稚园到高中教育得到保障。青年人可　以上夜校，自我改进俱乐部向那些受公司保护的工人开放。公司建立了小诊疗所，为生病受　伤的工人治病。诊疗所总有值班的医生，一次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参观诊疗所，看到诊疗所　不光对工人、家属，也对社会开放。每天工作9小时，星期天不休息，这在中国极其罕见。

在印刷所，女工生育期间不仅仍保留工职，还在分娩前后各给一个月假期。另外，休假　前加付5美金，复工时再付5美金。女工在哺乳期，可以在工作时间给婴儿喂奶。工厂还有一　处诱人的花园，灌木丛生，鲜花盛开，草坪上随处有座椅，为工人提供了下班后休息的惬意　场所。所有这些文明的做法，无可争议地使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大多数女工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最近袜厂女工的罢工，无疑给辛苦劳作的工人上　了一课，即有组织是战斗所必需的武器。罢工之后，当地报纸第一次登出妇女职业工会的通　告，吸收新会员，重新改组工会。顺便提一下，她们还从新兴的知识阶层那里得到了鼓励和　道义上的支持。妇女解放逐渐登上现实舞台，妇女雇佣问题也成为知识圈中饶有兴味的讨论　话题。

以上所述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妇女以其经济能力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结束这个论题之前，　还得关注一下大多可怜的中国女孩，主要有三种情况，换言之就是：杀婴犯、家庭奴隶和妓　女。读一读传教士作家描写中国的书，就会发现非人性的杀女婴行为。有人断言这是中国婴　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下面引述的是无数类似的描写之一，看看他们是如何天才地夸大事　实的：“一个女婴皱起眉头。她鄙视、厌恶男人。襁褓说不定就会成为她的尸衣。在中国，　溺杀婴儿已司空见惯。父亲会把她扔进孩儿塔，鹰鹫会来啄食嫩肉。她还可能被水葬在临近　的河里，被活埋进阴湿的泥浆，或出生时的肮脏小屋”。另一位传教士作家写得更加绘　声绘色，他说曾亲眼见到许多次残忍的母亲把女婴扔进垃圾堆，或留给贪婪的家犬。当然，　人们都不相信，因为访问过亚洲的旅行者已经反驳了这种可耻的污蔑。传教士的报道不值一　驳，其动机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有类似情况存在。有些丧失理智的家伙是在绝望中藏起私生子　或遗弃新生儿，这在美国和欧洲同样屡见不鲜，可这是要依法治罪的。据说弃婴是因父母贫　困，这种辩解本质上是错误的。贫困不像说的那么严重，而且总有办法使孩子生存下来。首　先，法律要像对待谋杀一样惩罚杀婴犯，除此而外，建立公共育婴场所。在许多私人的慈善　机构，弃婴得到保护和抚养。规章不仅对这种特别机构做了说明，还规定向那些领养弃婴或　揭发杀婴的助产士颁发奖金。在城镇绝少听到有溺婴现象发生，城里人的活路也比乡下人多　（事实上，除广东和福建以外，其他省份还设有“圣婴堂”）。甚至最近，某些抚养孩子特　别是女孩的风俗得到改进。在贫穷的农业区，女孩常常婚前就被带到未婚夫家。母亲对女儿　不再承担责任，相反，婆婆负起更多的义务。等未婚夫到了一定年龄，夫妻再圆房。这种风　俗也是经济需要的结果。

穷困家庭还有另一种逃避贫困和保证女孩生存的方法，就是把她卖给富人家，将来当佣　人。“卖”这个词有点刺耳，也沾点肮脏的奴隶“味”，但不必为此震惊。被卖的孩子在富　人家生长、做工，直至成年。然后由富家准备嫁妆，结婚，就成自由人了。她们一样有权利　生儿育女，子女的出身并不下贱。这种风俗帮助了许多家庭，更使许多家庭得到改善。然而　，我们对此不能不加指责地接受。很显然，经济需要迫使贫穷的父母与子女分开。只要存在　贫穷，尤其是边远地区，这种习俗就不会改变――贫穷是造成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通过　法律程序取消“卖孩子”，无疑会比这种习俗本身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民国法律倒是禁止　这种习俗，可它仍然无拘无束地存在着。

最后一点，中国不会不受遍及全球的社会邪恶――卖**的影响。许多纯洁的灵魂堕落为　牺牲品。桑格博士指出，从根本上讲，金钱是“产生这一邪恶的最直接的原因”。这在中国　也一样简单。

中国旧式传统家庭中，每个人相互间的责任得到很好认可，妇女无需接受职业训练或寻　求自立的机会。然而在沿海和大的商业城市，家庭体制正在打破，个人的责任区分的不是特　清楚了。没有叔伯照顾的孤儿，嫁不出去的姑娘，举目无亲的寡妇，完全靠自己的弃妇，还　有妾，在乡下并不太多，但在城市和那些旧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地区，人数越来越多。在　她们当中，99％是文盲或家庭妇女。在乡下做佣人根本累不着她们。而普通的无依无靠的年　轻女人往往不得不在乞讨、卖**和自杀三者间做出选择。

与外国人的看法相反，旧秩序下纯洁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特别的保守、清教。道德松弛　同丑恶连在一起，用什么来形容卖**还没找到。想想看，一种有组织的罪恶已经影响了社会　的道德完整。作为这一强大趋势导向道德崩溃的解毒剂，没有比教育和工作更有效的了，这　在中国大的贸易中心犹为明显。中国必须在全社会发展工业，使那些贫困和文盲阶层的妇女　得到一种诚实的生活，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结论

我们现在要对目前中国的妇女状况作出总结。妇女解放运动以反缠足运动开端，前章已　有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调动了所有潜在社会力量，唤起姐妹们向社会挑战。她们果敢地向　世人宣布，她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并决心履行这一使命。1907年，一位革命先驱把生命献给　了反对腐败清政府的斗争，很快唤起众多追随者。辛亥革命期间，数千名妇女参加了“敢死　队”。还有许多女子参加红十字会上前线救护伤员，经常穿梭于炮火硝烟中，有些人负了伤　。

20世纪初，西方妇女就在为“妇女选举权”而呐喊，现已有至少12个国家的妇女获得选　举权，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大本营的不列颠妇女。1912年，中国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也开　始为“妇女选举权”呼吁。当她们冲进广东省立法院为争取女权高喊的时候，欧美的战斗姐　妹为她们高兴，这是中国进步的烽火。

尽管这一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新鲜事，很快平息下来，但权利表现的问题已在新的努　力下复活并加强。1920年2月底，现代知识女性在广东召开一次群众集会，讨论怎样才能使　权利得到认可。会议最后选出11人委员会负责常务工作。后来又开过几次会，讨论妇女进入　议会的努力方向。这一运动由三部分知识女性组成：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和教会学校毕业生　；主张调解、态度温和的教师，是主要力量；那些想做议会代表的妇女。这一运动成了广东　着手制宪的原因，她们要求在新宪法中加入妇女有选举权这一条。

这还不是全部，今天的民国妇女有比获得政治自由更值得称道的抱负。可以肯定，如果　国民议会自由投票表决，妇女特权或权利的渴望不会被拒绝，但在全国开展这一运动，还为　时尚早。然而，在全国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中国妇女将用那双“摇动摇篮”的　手统治世界，不是在立法机关担任法律制定者，而是与之平等的重要的实用地位。现在，它　正通过教育的作用得到强有力的推动――教育是世界上最普遍、广泛的舆论。

随着中国一代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她们最先努力争取解放的应该是最为关切的婚姻与　爱情问题。传统“逆来顺受的婚姻”只适合她们的先辈，先辈们对婚姻生活根本没有发言权　，因此五年“自由恋爱”成为她们实实在在的口号。我们听到过许多少女为逃避传统婚姻自　杀的事。现在男人们已在新与旧之间起调和作用，父母也认识到孩子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正审慎地与改革运动合作。今天的年轻人正在自我选择婚姻，但选择前，还是要跟　父母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