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三星堆（第2页）

但面对这样的最新测年数据和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个国家在绘制出版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个例子。上文提到考古学家各自以所在区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夸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

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遗址上曾经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起伏兴衰的过程，但在有些学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甚至“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这就有点“放卫星”的感觉了。这样的情感投入，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应该自警自惕的。建构认同与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本土学者和文化人需要严肃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器物坑与青铜时代

上面我们说到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遗存，而据现有材料看，那时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来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青铜器物乏善可陈。所以我们说那时的二里头文化已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只是些皮毛，二里头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没有被引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三星堆文化的几个器物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我们学界没有交代清楚而公众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

具体说来，公众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混为一谈。即便是著名大报，在日前报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发现时，还在说“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间”。这显然是不对的。首先是记者误将“距今”的年代写成了“公元前”，但如上文我们订正的那样，即便是距今4000年，那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而且是按照某些学者的提法，坚持不用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来限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属于旧说；即便是写距今3600年，那也是目前对三星堆文化上限的最新认识，而不是器物坑的年代。器物坑的年代，要晚到距今3200～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墟时代或略晚。可见相关年代问题认识和传播上的混乱程度。

朋友们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用的是“器物坑”一词，而媒体和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用的是“祭祀坑”。目前，关于这几个器物坑的性质学界还在讨论中，这些坑用于祭祀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便与祭祀有关，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现场，而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的埋藏坑。所以，我们在提法上持审慎的态度，暂时称其为“器物坑”，显然，这是偏于平易和相对客观的一种提法。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尊（左）、金面罩人头像（中）、纵目面具（右）

1986年7——8月间，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器物坑被偶然发现，一时震惊学界和公众。关于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各类推断意见层出不穷，最早的意见是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约距今3300年），中间经殷墟后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后期，最晚的意见是相当于春秋中期（约距今2600年），前后相差700余年。但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同意虽然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在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的范畴内。最新发现的器物坑内含碳标本的测年，可晚到殷末周初的距今3100年前后。

这几个器物坑里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容器和各类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遗物，应该都是出自“神庙”类的祭祀场所，最新发现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烧毁的建筑残块。通过钻探和发掘，可知这八个坑附近，是先用烧坏了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夯垫了一层，平整出了一个场地，然后再在上面挖坑，埋下这些器物的，但具体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内容等则无确切把握。

三星堆遗址1号坑（1986）、2号坑（1986）、3号坑（2021）（从左至右）

三星堆与金沙关系之谜

上面说到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早期，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而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几个器物坑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才正式问世，且非常突兀，它与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些微影响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这一阶段从三星堆文化中剥离出去，另称为“月亮湾文化”，这是一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星堆青铜文明崛起前夜的考古学文化。

如果说三星堆器物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与所谓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之间存在断裂，那么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器物坑与后来崛起于成都一带的金沙文明（十二桥文化）反而显现出了密切的关联，以至给人以“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换言之，三星堆人和金沙人是一群人吗？如果不是，是金沙人摧毁了三星堆而另立新都于成都，还是三星堆人因某种原因将其都邑从广汉“战略转移”到了40多公里外的成都？种种推想，学者们都提出过。

话说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是凭发现时考古学家的认识甚至感觉，所以随机性很大。当时命名为两个考古学文化的，不一定就是两个人群的遗存。比如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一般认为就是一个人类群团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认为都是商文化的遗存，甚至更早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人认为应是最早的商文化。鉴于此，三星堆文化和后续的十二桥文化（金沙）并不一定就是两群人的文化遗存。

关于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时代至殷墟时代）和十二桥文化（殷墟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的关系问题，早年即有学者将三星堆文化的下限下延，囊括了十二桥文化。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概念，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并无太多实质性差异。如果再考虑到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共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相同的价值体系等，不妨将这两种文化理解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这次六个坑的发现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推断。这八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限于从殷墟到西周的过渡阶段前后，三星堆和金沙的此消彼长阶段。故有学者推断，二者的兴替，或与商周更替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到了成都平原，至多应该属于“余震”了吧。

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谜团，我常愿提及的一个“不倒翁理论”是：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古蜀情结中的三星堆阐释

在目前专家和公众的话语系统中，三星堆文化属于早期古蜀文明，似乎已成定论；有的学者甚至把早期巴蜀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细究起来，其中问题多多。

首先是，关于“蜀”族群的记载尽管见于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卜辞，传世文献中也有周武王伐纣时蜀人参与协同作战的记载。但早期蜀文化是否发源于四川，尚存异议。有学者就提出四川盆地北方的汉中甚至关中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为寻找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尚未发现当时的文书材料可以互证的情况下，这支人群的遗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的徽号，并不是可以遽然定论的。

其次，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存之间，显现出大致相同的价值体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与后来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据研究，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墓葬随葬品较少，也少见木棺之类的葬具，没有发现大墓。可见这个族群没有厚葬的习俗，不用青铜器、金器和象牙等社会财富来随葬。但在成都平原，至迟到了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规模大、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丰富，明显有别于其他墓葬的大型墓，多见富于地方特色的船棺葬和合葬墓，船棺形体巨大，随葬品中出现铜容器，随葬兵器的习俗也很盛行，墓葬中涌现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随葬铜器包括本地铜器和域外风格铜器；已发现的大墓都单独分布而不属于某个墓地，这些都表明墓葬已经有了显著的等级差别。可以说，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坑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相比之下，个人财富、地位的标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活动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在精神世界属于“祭祀文化”，那么它显然迥异于东周时期受华夏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墓葬文化”。而众所周知，后者才是已被确认了的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才进入了周文化影响所及的早期“中国”或曰“华夏”的范围。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左）、金面具（右上）、玉琮（右下）

这个大的变迁的契机，大概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长江中游西进入川有关，这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形态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楚式和中原式的青铜器，战国晚期还有秦式器物。域外风格的铜器有的可能由当地仿制，有些就是直接从四川以外传入的。应当指出的是，传入成都平原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并不限于器物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新的观念强化了墓葬及随葬品对于体现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墓葬因此而分级，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用品转变为丧葬用品。对于某一区域的文化来说，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最终反映的是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的变化，这才是“伤筋动骨”的巨变。而从这些上推所谓的“蜀文化”，能够轻易得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结论吗？

盗墓题材作品与外星文明

坦率地说，这是我颇不情愿谈的话题。

我也怀有文学梦，也曾是个文学青年，现在，也正想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或称书斋考古学家），甚至成为作家。当然，限于职业背景，只能是非虚构作家，因而我对给公众提供精神食粮的作家怀有敬意。随着时代的变迁，纯文学作品逐渐淡出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成为考古人的我更没有读过那些风行一时的盗墓类题材的小说，大概也是出自一种“精神洁癖”吧。尽管常被问及，但小说中描述的那些真的跟我们的志业完全不搭边。

日前，某大媒体在三星堆大发现直播节目中邀请了盗墓题材小说的作家进行访谈，一时激起较大的舆情。我在网上看过这位作家访谈的文稿。当主持人问他对当天自己上了“热搜”是什么心情时，他的回答是“很惶恐啊！因为这么严肃的一个场合，我觉得也不能太娱乐化，我觉得这种事情跟我们写小说的关系不大，我们应该在直播前老老实实地看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考古成果”。他还表示，“对于一个写悬疑小说的人来说的话，现实，真的远远大于小说本身，现实是最伟大的。我就期盼着现实的谜团，可以在今年揭秘”。说实在的，感觉他的态度是谦恭的，应答是得体的。

大家都倾向于问题出在邀请方，由于这样的邀约，该作家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作为考古人，我那天也接受了同一节目的邀请而连线做了关于三星堆相关问题的访谈。考古人和盗墓题材悬疑小说作者在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的直播中相继连线，的确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虚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是全然的两码事。众所周知，考古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也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有素养的文化人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我的同行委屈地抱怨此种做法，说我们多年的努力很可能由于这一“同台”而付之东流。作为考古人，我仍希望喧嚣过后，经历此事的朋友都能增强对逝去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从而怀有区分正邪的严肃史观，如果不避矫情的话，当然也希望给我们所从事的求真逐理的考古工作以基本的尊重。

刚读到一篇由高校文博考古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做的《盗墓类影视剧的转向和社会影响调查分析》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盗墓题材影视剧在2015年后发生转向，将盗墓这一过程中的探险和盗墓贼的“智慧英勇”作为主要卖点，追求娱乐性、刺激的观感，不仅很难对观众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考古工作也因为这类影视作品的走红而被污名化。此外，盗墓题材影视剧通过改换主角身份、污名化考古工作者以达到上映卖座的目的，不仅换汤不换药，还向观众提供了更加反面的引导，公众对文物和遗迹的保护产生错误认知。当混杂“考古”“文物”背景的角色通过盗墓场景不断出现在荧幕上，会造成公众潜意识中对考古工作者的反感和行为上的排斥，考古的处境分外尴尬。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盗墓题材小说作者在主流媒体报道的考古直播室中出镜并宣传即将上映的盗墓题材的影视剧，何以会引发被戏称为“玻璃心”的一线考古工作者的集体愤怒了。

至于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说到我们看到三星堆青铜文明所感到的“讶异”，我常想起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的话，他说“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作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前的中原王朝汉字霸权，其中的记载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对周边地区所谓“非我族类”的人群、对不符合所谓逻辑与正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书写与遗忘。王明珂先生的点拨应该能令我们清醒许多。

1986年发现的那两座器物坑，就让考古学家围绕着它们写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和几十部书。最新发现的这六座坑，让我们知道它们还只是残缺的一部分，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我常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