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三星堆（第1页）
冷观三星堆
继1986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填满宝藏的器物坑后，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两个坑之间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另外六个器物坑，一时在学界和公众中引发轰动。俗称“方舱”的密闭式考古工作室和考古工作者全副武装的防护服，构成了疫情时代特有的一道亮丽的考古风景线。在慨叹当年的“灯下黑”，遗憾于如此宝藏没能早日面世的同时，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怀有庆幸与欣慰：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只有在当下，才会有如此高规格的条件，让考古人得以“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地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更多地攫取其中的历史信息。
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说。这里，我们只采撷其中若干的问题点，一窥其间已知或仍然未知的奥秘。
从多元到一体的轨迹
要先帮大家梳理下三星堆文明出现的大的历史背景。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研究对象因年代相隔久远、资料支离破碎而显得扑朔迷离，研究结论也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者所在多有，学者在诸多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说这其中还有可被形容为“最大公约数”的认识，那就应该只有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多元一体”论了。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文明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那么，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就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三星堆2号坑发掘现场（1986）（上）
三星堆3号坑发掘现场（2021）（下）
第一个大的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则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之间。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无中心的多元，也即没有所谓的中心或核心文化可言。在广袤的东亚大陆，分布着众多先后进入社会复杂化甚至早期国家阶段的区域性文明，如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那是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考古学家一般称其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分布于成都平原，作为三星堆文化前身的宝墩文化，也是这些星斗中的一分子。
第二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700——前500年之间，也即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夏商周王朝时期（下限至春秋时期）。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有中心的多元，中原虽然出现了广域王权国家，也即史书上记载的三代王朝，有点中央之城、中央之邦的感觉，但无论是最早的二里头文明、二里岗文明，还是殷墟文明和西周文明，都还只是国上之国，相当于“盟主”的地位吧。考古学家一般将这个时代称为“王国时代”。进入殷墟时代，原来一枝独秀的中原青铜文明铸造复杂礼容器的技术“泄密”，这类高科技手段被若干区域的土著方国部族所掌握，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自此为之改观。举其要者，譬如关中、汉中、江西、两湖、四川地区的青铜文化等，都相对独立，异彩纷呈。尽管中原王朝的崛起因“月明”而显得“星稀”，可称为“月明星稀”的时代，但总体上看，“满天星斗”的大局面依然存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当然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
第三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铁器时代的成熟期，先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然后以秦王朝的统一为先导，东亚大陆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时代”。只有到了此时，华夏族群在社会组织上才开始一统化，原来异彩纷呈的各地土著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融入帝国的洪流之中。这一时代，可以用“皓月凌空”来形容，虽然各地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由于政治上的大一统，星月争艳的时代也就大致终结了。
半月形传播带与中国弧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出自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1935——1997）的笔下。他指出，从东北大兴安岭、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青海的祁连山脉，到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渊源，特色显著，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他用生态环境相似从而导致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指出这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其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000～3500米。此外，太阳的平均年度辐射值大致相近，此地带的年平均温度相当接近，农作物及木本植物的生长期接近，降水量大致位于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两条等雨量线之间，是一种基本上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这条传播带上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面向欧亚草原的宏阔空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1987）
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弧”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中国弧”，就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西来的权杖文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文化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上。
西卡·罗森的“中国弧”概念
三星堆文化年代之惑
围绕三星堆大发现引发的种种纠葛、困惑，大都源自对相关概念及其年代的混淆、误读乃至误解。学者有意无意地混着说，公众囫囵吞枣地混着听，导致迷雾重重、混沌不清。
首先要区分的是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指的是坐落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这处遗址最为兴盛时段的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三星堆遗址上还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遗存，和晚于它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十二桥文化”遗存。再举二里头遗址的例子。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遗存约当仰韶时代晚期，后面还有龙山时代的遗存，然后才是作为遗存主体的、延续约200年的二里头文化，后面还有相当于商代和汉代的遗存。
发掘者把三星堆遗址分为四大期，其中遗址第一期一般认为应属于宝墩文化，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则属于十二桥文化。三星堆遗址虽然发现得早，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考古资料的公布偏于滞后，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且没有及时地将最早的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中区分出来。1990年代，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成都平原上新津县宝墩遗址及其他同时期的城址群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发现，首先提出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三星堆的发掘者给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另起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因与其后的“三星堆文化”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学者认同响应。但毕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么是“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要么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正如我们现在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自起名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在多有，在学界内部已颇易引起混乱，初学者和公众听起来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这是我们考古圈应当反思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遗址上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相对年代，一个是绝对年代。绝对年代指的是通过碳——14、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相对年代指的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现有的测年手段还达不到精确到某年的水平，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出现误差，所以给出的绝对年代还只是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段，所以说绝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此同时，相对年代由于建立在经年试错的基础上，考古学家摸索到了文化遗存内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
说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它的有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晚于它的十二桥文化，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样，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时间范围就被卡定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晚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段内。由于早年学术界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以既往的说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
“外来品”敲定年代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家在努力做进一步的年代细化工作。他们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这种器物被称为“盉”，属于酒器。它有三个空腔的袋状足，支撑着细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应有盖，最大的特征是有一个管状的流口便于倒酒。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制宜地使用着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显现出不同于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在三星堆文化众多当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细高的陶盉这类器物就显得鹤立鸡群。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会认出，这类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那么，为什么不会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而二里头文化是“流”呢？这是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发生演变的清晰脉络，也即“出身”清楚，证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区的，而在成都平原，这类器物是突然出现的“外来户”，找不到源头。
由是，我们可以说，陶盉、陶觚、陶豆、陶壶等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渗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结合，导致本土的宝墩文化开始变容，最终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那么，从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可以成为破解扑朔迷离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钥匙。
在二里头文化中，这类高体、管状流、瘦三足的盉，见于该文化的早期，确切地说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腹心地区的中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地区。近年来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着重点都在中原地区。相应地，这里考古学文化的测年工作做得也最系统、更精确。目前，经系列测年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圈内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数据，越测越晚、越测越短，是人们对二里头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最新年代数据的共同感受，这是测年技术水平提高，缩小“包围圈”，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地区的测年数据在更新，而周边地区的测年数据仍然选用既往测定的单个数据的话，那就有爷爷辈和孙儿辈颠倒的可能。
据上述，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说相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即可显见。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最新测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间。地处西南的三星堆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群“接力”式地传播过去的，而非短时间的直接长途输入，所以，学者认为这类传播应有个时间差。四川当地的学者即推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现时间，大致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还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一般认为属商代前期）。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差”。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盉（左上、左下）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右上、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