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 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第3页）

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禹州聚落群，目前共发现同时期的遗址14处，基本上沿河分布。中型聚落的规模较大，比例也高于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登封聚落群。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登封聚落群与禹州聚落群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总体上看，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而禹州聚落群，除了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大量来自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最新的考古收获表明，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封闭的空间，面积分别在40万、50万平方米（前者年代已确认，后者不晚于汉代），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遗址西北台地有由数条围沟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夯土建筑，每边约30米，建筑基址或沟内发现了数具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和动物骨骼。另有长方形和圆形夯土建筑，建筑基址的铺垫层中也发现了人头骨。发掘者推测应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东南台地灰坑和一般房基较多，出土了大量器物，两个台地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聚落中已用牛和羊的肩胛骨作为占卜用器，出土的玉器则有铲、璧和鸟形器等。玉鸟形器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流行的“鹰首玉笄”相类，二者间应有交流关系。已发现的玉料中也有非本地出产者，或系由外地输入。遗址中出土的以觚、壶、杯、盉、鬶为代表的精制磨光黑陶、蛋壳陶和白陶酒器，一般认为应属贵族用礼器。形制相近、大小不同的一组磨光黑灰陶觚形器，被称为“列觚”，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测定容积的量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2007）。

从年代学研究成果看，王城岗和瓦店两个聚落的兴盛期大体一致，已如前述。总体上看，瓦店遗址的“级别”似乎不在王城岗之下，至少二者在社会集团中是同一个等次的。王城岗从属于瓦店，以及二者相互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禹州瓦店王湾三期文化列觚

禹州也是一处盛产关于夏传说的地方。尽管把“禹都阳翟”、禹之子“夏启有钧台之享”落实到禹州一带的说法，最早见于2000多年之后的东汉至西晋时期（《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仍不妨碍人们把瓦店遗址与“禹都阳翟”等联系起来的历史复原热情。但从考古学上看，“各聚落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以及各种迹象所体现出的暴力冲突现象的存在，似乎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王立新2006）。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之所在。

王城岗和瓦店两座城邑，一般被归为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类型”，新密古城寨则属于考古学上的“王湾类型”。

古城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除了西城墙被河流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墙最高处距现地表尚存16米余。城墙用小版筑法错缝垒砌，故墙基宽达40多米甚至更宽。其城址面积有17万多平方米，而城内可使用的面积仅11万多平方米。

新密古城寨夯土城墙断面

城址南北两墙的中部偏西有相对的两个缺口，可能是龙山时代当时的城门，东墙则一线贯通，不设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引城西河水流入。城北和城东还有人居住活动，城内外是否有功能分区上的意义，居民是否有身份差别，都有待探究。整个遗址的面积近30万平方米。

城中部略偏东北，已发掘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都有回廊，总面积应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规模与二里头遗址1、2号基址的主殿相仿，达300余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明确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的“前身”。城内出土的陶器大多形制规范，做工精细，还出现了施釉陶器，另外还发现有卜骨、玉环和刻符陶器等。

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

这一带有关于黄帝的传说，所以古城寨一经发现即分别被指认为黄帝轩辕丘或“祝融之墟”，或黄帝集团中大隗氏的居所等，不一而足。因其仅早于新砦和二里头，考古学者推定其与王城岗、瓦店、新砦一道，属于“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方燕明2009）。

从聚落形态上看，与王城岗相距约40公里的古城寨城址，周围也分布着10余处同时期的聚落。王城岗、瓦店和古城寨三座设防聚落均居于其所属聚落集团的中心位置，以它们为中心形成的三个聚落集团之间，都有较为明显的空白区域作为隔离地带。据分析，至少王城岗和古城寨两个聚落集团是东西对峙的（李宏飞2011）。

五、新砦的发轫

在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三座大型聚落相继衰落甚至废毁的同时，距离古城寨仅7。5公里之遥的新砦大邑兴盛起来，成为涵盖三个聚落集团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中心聚落。

新砦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的时空位置。从时代上看，它初兴于龙山时代末期，兴盛于向二里头时代过渡的所谓“新砦期”，这两个阶段供参考的绝对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050——前1900年、公元前1850——前1750年。

在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见本书《“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身处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早期夏文化），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一个送走了风云激**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其意义当然非同小可。

我们把与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相类的一群遗存称为“新砦类遗存”。这类遗存空间分布范围并不大，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嵩山周围尤其是嵩山地区的东半部（赵春青2006）。这样一个龙山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异质斑块”，却是处于整个东亚大陆文化发展低潮期的中原文明，是接续既有文化传统和生发新的文明因素的重要纽带。

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汇聚。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王立新2006）；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张海2007）；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岗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赵春青2006）。

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像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那样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处地点还发现了宽10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许宏2005，张海2007）。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张海2007）。

新砦聚落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现存长度近百米，宽10余米。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较小。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赵春青2004），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遗址鸟瞰

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学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开始整合，外来因素进一步渗透，文化进一步杂交，新砦开始独大。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许宏2009），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破坏了龙山晚期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前已述及1980年代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片可能为青铜容器的残片。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出土。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的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朱凤瀚2009）。

直到20年后的2000年，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的铜片，应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残片。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

陶寺遗址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

王城岗遗址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鬶？）：公元前2050——前1994年；

后二者都可判定为酒器，是当时陶质酒礼器的仿制品，同时与其后二里头文化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群一脉相承。

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铜铸造这一全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贵族阶层优先用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的兵器。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青铜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首先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意识形态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绝对的打击能力，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确切地道出了中原早期国家之命脉所在。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六、余论

由公元前2000年向后望，约200年后的公元前1800年或稍晚，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它的出现最终结束了前述数百年“满天星斗”小国林立的政治图景。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至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poraorical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的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李峰2010）

与李峰教授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的。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已如上述。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