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 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第2页）

到了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严文明1981）。其下又多以嵩山为界，将嵩山以北以东的郑洛地区及山南的颍河、汝河流域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分为两大类型，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或“王城岗类型”和“郝家台类型”）（韩建业等1997，董琦200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差异，已到了可以划分为两大考古学文化的程度（冰白1999，王立新2006）。饶有兴味的是，这种考古学本位的、基于文化面貌的划分方案，恰好与中原腹地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划分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集团文化面貌上的最大不同在于炊器，即山北山东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从接受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影响的程度上，也能看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类型的地域差别。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含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泛西北文化系统（含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张海2007）。从考古学现象上，可以窥见周边地区的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加各自的影响，从而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来。

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还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

在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以嵩山、伏牛山和黄河故道相隔，是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和沙河、汝河流域，这一带共发现3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之间的距离在25～63公里，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刘莉2007）。

新石器时代洛阳盆地中东部的聚落态势

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及周边区域的聚落状况，也由于21世纪以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而不断明晰起来。研究者将盆地中东部区域系统调查发现的95处龙山文化遗址分为三群，即邙山聚落群、嵩山聚落群以及夹河平原聚落群。各群分别包括19处、61处和15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最大的遗址面积达60余万平方米，而1万～2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占半数以上。各聚落群之间在大中小型聚落比例、聚落结构和分化态势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5，张海2007）。位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下游支流的坞罗河和干沟河流域，也显现出与洛阳盆地中“嵩山聚落群”相近的聚落结构。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陈星灿等2003）。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详后）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迄今已发现的十几座城址了。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功能问题较为复杂，“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因此“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赵辉等2002）。

这些城址究竟是群团内部“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产物？如系后者，所谓外敌，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围绕这类问题，有多种假说。

其中之一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该说针对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城址大体由北向南蜿蜒分布于中原地区东缘，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前后，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现象，认为出于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侵袭的考虑，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就是上述城址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魏兴涛2010）。

但问题仍较复杂。首先，“共时性”的确认就很困难。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200年左右。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取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无法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4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方燕明2009）如下：

王城岗小城（2165BC——2077。5BC，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王城岗大城（2102。5BC——1860BC）

→瓦店（2105BC——1755BC）

→古城寨（2017。5BC——1997BC）

→新砦（1870BC——1720BC）

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尽管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张海2007）。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见本书《“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上述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军事冲突的存在。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状态。

赵辉教授的解读是，“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赵辉等2002）

四、王城岗·瓦店·古城寨

嵩山东、南麓集中出现的城邑，以颍河中上游的王城岗、瓦店和双洎河流域的古城寨最具代表性。一叶知秋，我们不妨来剖析一下这三座城邑。

位于颍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进入21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圈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据分析，小城之西城先是被作为仓窖区使用，后又改建为大型夯土建筑区并修筑了城墙。但不久，随着大城的兴建，大型建筑区可能移到大城以内，小城西城又重新作为仓窖区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最末期（张海2007）。

除了大型夯土建筑的线索，王城岗的小城和大城内都发现了若干“奠基坑”。这些“奠基坑”系将废弃的灰坑用夯土填实，西城不足1万平方米的小城内，曾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13座，坑内人数不一。一个奠基坑的夯土层内有7具完整的人骨架，显然系非正常死亡。有的坑中则埋有被肢解下来的人头骨、肢骨或盆骨。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儿童，很可能是在集团冲突中掳掠来的战俘。

在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9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2000）。铜片只有五六厘米见方，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夏鼐（左一）在标本室观看标本

1977年，考古学家夏鼐（左五）在王城岗遗址考察

此外，王城岗遗址还出土有玉器（琮等）、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特殊的手工业制品。这些仅见于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应为社会上层所垄断。

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发掘者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1000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1年零2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1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

王城岗与战国阳城（西南→东北）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颍河中上游，就会对王城岗这类中心聚落的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

颍河中上游谷地以海拔200米等高线为界，可以分为登封和禹州两个自然区域，河流落差在禹州地段急剧变缓。由上游的王城岗顺河而下，就是地处中游的另一处大邑——禹州瓦店遗址，二者的直线距离约37。6公里。

从两个聚落群所处的自然环境看，登封盆地地势局促，水流落差大，可耕地范围相对狭小，但丰富的动植物和石料资源都处于聚落群的可控范围内。而禹州境内河道宽阔，地形呈半开放状态，可耕地相对较多。但与登封聚落群相比，某些资源尤其是日用石器的石料资源获取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因此聚落群内外的交流都较密切，整个聚落群的发展趋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