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第1页）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近年，有多本书名中包含“中国”、论及古史的著作问世，如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许倬云的《说中国》等，笔者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也忝列其中。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当下我们社会的某种整体焦虑。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切实追溯中国历史的同时，还都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剖析了“中国”概念的建构历程。显然，何为中国，既是本体论的问题，更是认识论的问题。借此，古今中国被连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国”诞生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考古学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唤起的需求，被不断地上溯、提前，进入了史前时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让考古学这门看似冷僻避世的学科，又开始找回点“显学”的感觉。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进时国人的期待一样，要解决的是填补“古史辨”思潮**涤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国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就此而言，回观学术史很重要。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国家在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出现，就可以看作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问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有过执着而曲折的探索。总体看来，两大主线贯串其中。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的是史实复原；二是救亡图存、民族自觉，意欲建构国族认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导进行考古探索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这一学术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视。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赖于史料的不断积累，更关涉民族情感和当代的文化认同等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谈起。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926）

《古史辨》自序手迹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来的东亚大陆展现了这样的图景。大约距今6000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距今4300～3700年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人最熟悉的，是恩格斯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是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死亡，其诞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从**与卵子相撞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诞生，也是这个生命诞生的前提。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样无限制地追溯，意义何在？同时，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的单线进化论，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吗？

首先，考古学家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不同程度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区域，“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支离破碎的古代遗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

说到“中国”，还要捋捋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