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与弗兰妮相爱与契帕达夫了断（第5页）

“垃圾货。”我说，“我们家只有一个作家。”

莉莉微微一笑。弗兰妮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洒了一些酒，弗兰妮大笑起来。

“你对我这样有信心，我很高兴，”莉莉说，“不过，我每次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都不免产生疑心。我是说，写得真是太美了。我想我是写不出那样完美的结尾的——如果写不出完美的结尾，辛辛苦苦开始写一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觉得自己写的书不可能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么好，那么，写这本书就没有意义。我是说，如果你最终失败了——如果最终写成的书并不怎么好——那是没关系的，但是，在开始动手写之前，你必须相信这会是一本很好的书。有时候，我还没动手写呢，《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这该死的结尾，就让我灰头土脸，信心全无了。”莉莉的两只小手都捏成了拳头。我和弗兰妮都明白了：莉莉的一只拳头里紧紧攥着剩下的半个小小面包。莉莉不喜欢吃东西，但她倒有办法把一顿饭弄得乱七八糟，却又不能从中获取任何营养。

“莉莉，你想得也太多了。”弗兰妮说，“莉莉，你去干就是了。”弗兰妮说到“去干”这两个字的时候，又在桌下踢了我一下。

我带着受伤的身体回中央公园南大街222号去。事实上，直到我和弗兰妮饱餐了那顿过于丰盛的晚餐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让我跑完二十个街区和一个动物园，我甚至疑心自己还能不能走路。我的私处疼痛难忍。我看到弗兰妮从餐桌旁起身去拿小包时对我做了个鬼脸，因为我们的这一次放纵，她也吃了不少苦——当然，这一切都是她设计好的：这**的痛苦，我们要忍受好几天。这痛苦让我们的头脑清醒起来，这痛苦让我们两个人都相信，如果我们再这样相互追求下去，等待我们的，当然是我们的自我毁灭。

弗兰妮从小包里掏出几块钱让我打车用。她把钱递给我的时候，吻了我一下——那是姐姐给弟弟的非常贞洁的吻。从那时到今天，我和弗兰妮之间，一直是这样相互亲吻，没有其他形式的吻。我们现在互相亲吻，就像我想象的大多数兄弟姐妹亲吻那样。这样的亲吻可能有点乏味，但是，要想继续走过开着的窗户，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我离开斯坦霍普酒店的时候——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圣诞节前不久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安全，这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安全。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家的所有人都要继续走过开着的窗户——我们都活了下来。我心里还想，我和弗兰妮一直只想着彼此，这样做有点太自私了。我觉得，弗兰妮认为她那坚强性格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你要知道，大多数自认为有那种坚强性格的人都是那样想的。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努力去理解弗兰妮的那种想法。

午夜时分，我坐上一辆进城的出租车，出租车沿着第五大道，往中央公园南大街开去。我的私处很痛，但是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从南大街走到弗兰克的房间去。我正好想看看广场前面的圣诞节装饰。我还想多走一点，去看看F。O。施瓦兹百货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各种玩具。我想，艾格该多么喜欢看这些橱窗里的玩具——他从没来过纽约。不过我想，艾格或许一直在想象更好的商店窗户吧——在他想象的橱窗里，玩具一定更多、更好。

我一瘸一拐地走在中央公园南大街上。222号介于中央公园东侧与西侧之间，但更靠近西侧——我想，这个位置对弗兰克来说是最完美的了——对我们家的所有人来说，对从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那些家伙手里活下来的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维也纳波尔格巷19号，是弗洛伊德——另一个弗洛伊德——的公寓。在弗洛伊德的房间里，挂着一张他的照片。那是一九一四年他五十八岁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弗洛伊德眼里有点恼怒，充满忧虑。他凝视着你，好像在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他的表情如弗兰克那样坚定，如莉莉那样不安。一九一四年爆发的那场战争摧毁了奥匈帝国，那场战争也使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博士——确信，他自己对人类攻击性和自我毁灭倾向的“诊断”是非常正确的。弗洛伊德有一个观点：人类的鼻子是一个“**”——看了这张照片，你可以想象，弗洛伊德是从哪里得到灵感，得出这个结论的。弗洛伊德的这个想法“来自镜子”——弗兰克这样说。我觉得弗洛伊德是非常讨厌维也纳的。因为他，我们的那个弗洛伊德也很讨厌维也纳——弗兰妮第一个为我们指明了这个事实。弗兰妮也非常讨厌维也纳。为了表示她对性伪善的蔑视，她说她永远要做弗洛伊德主义者。弗兰克也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那是因为他反对施特劳斯——另一个“施特劳斯”，弗兰克特别说明，就是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的那个施特劳斯，写了那首愚蠢的歌的施特劳斯：“无法改变它，那就忘了它，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蝙蝠》）。但是我们的这个弗洛伊德，以及那个弗洛伊德，都对被遗忘的东西痴迷不已，痴迷到病态的地步——他们对被压抑的东西，对我们梦中见到的东西感兴趣。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人就很不像维也纳人了。我们的弗洛伊德把弗兰克称作王子——他说过，大家都不应该说弗兰克是怪人。另一个弗洛伊德也深得弗兰克的欢心，就是因为这一件事：一位母亲写信给我们的好医生弗洛伊德，请求他治好她儿子的同性恋“毛病”。弗洛伊德直言不讳地告诉这位母亲，同性恋不是病，没有什么好“治”的。伟大的弗洛伊德告诉这位母亲，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男人都是同性恋。

“所言极是！”弗兰克总喜欢这样喊叫，“瞧我就是了！”

“瞧我吧。”苏西熊常这样说。“他怎么不提世界上伟大的女人呢？如果你问我对弗洛伊德怎么看，”苏西总爱说，“我觉得弗洛伊德有点信不过女人。”

“哪个弗洛伊德，苏西？”弗兰妮老这样取笑她。

“两个都是。”苏西熊说，“随你挑吧。一个弗洛伊德棒球杆不离手，另一个弗洛伊德嘴唇上长着个东西。”

“那是癌症，苏西。”弗兰克说，语气极为生硬。

“当然是癌症。”苏西熊说，“可是弗洛伊德老管它叫‘我嘴唇上的东西’。他不直接说这是癌症，却说别人都受到了压抑。”

“你对弗洛伊德太苛刻了，苏西。”弗兰妮对她说。

“他是个男人，不是吗？”苏西说。

“你对男人太苛刻了，苏西。”弗兰妮对她说。

“说得对，苏西。”弗兰克说，“你应该找个男人来试试！”

“那你自己呢，弗兰克？”苏西问，问得弗兰克都脸红了。

“呃，”弗兰克结巴起来，“我可不是那样的人——这绝对是我的心里话。”

“我觉得你心里有个人。”莉莉说，“你心里有个人，那个人一心想跑出来。”

“噢，得了吧。”弗兰妮呻吟了一声，“她心里说不定有一头熊，老想跑出来！”

“她心里说不定有个男人！”弗兰克说。

“你心里说不定有个好女人吧，苏西。”莉莉说。做了作家之后，莉莉总是看到我们心中有英雄。

一九六四年圣诞节前几天的那个晚上，我在中央公园南大街痛苦地慢慢走着，一边走，一边想起了苏西熊，还想起了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另一张照片，我太喜欢那张照片了。那是弗洛伊德八十岁时照的，三年之后他就死了。他坐在波尔格巷19号公寓的写字台前——那是一九三六年，很快，纳粹就来了，他只得放弃他的这个公寓，这个旧书房，离开了他的老家维也纳城。在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一副简易实用的眼镜煞有介事地架在弗洛伊德的鼻子上——架在他的**上。他没有抬头看着照相机。他八十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正埋头工作，不想与我们寒暄，不想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不过，照片里有一样东西正盯着我们看呢。是弗洛伊德博士的一只宠物狗，一只毛黑体壮的松狮犬，名唤乔菲，活像一头变异的狮子。狗狗总喜欢傻乎乎地盯着镜头，乔菲也不例外。想起索罗以前也是那样——当然，当它被做成标本之后，更是如此了，每次照相都盯着镜头看。年迈的弗洛伊德博士的这只满眼忧伤的小狗待在照片里，是要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很多脆弱的小物件中看出悲伤来——正是这些东西把弗洛伊德赶出了书房，赶出了波尔格巷19号的公寓，赶出了维也纳（这个他憎恨的城市，这个憎恨他的城市）。纳粹分子马上就会在他的门上贴上一个纳粹党徽，这个该死的城市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八十二岁的弗洛伊德来到了伦敦；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一年时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流浪在异国他乡。再过一个夏天，我们的这位弗洛伊德就要对厄尔感到厌烦了。他马上要回到维也纳去了，他回维也纳的时候，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时代里的那些因压抑想自杀的人都变成了杀人犯。弗兰克给我看了维也纳大学一位历史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这位教授是一个非常有才智的人，名叫弗里德里希·海尔。海尔教授是这么评价弗洛伊德时代的那个维也纳社会的（我想，对这两位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他们这些自杀者，马上就要成为谋杀者。”他们原本都是菲尔格伯特，正费尽心机地要做阿尔拜特。他们原本都是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却无限崇拜起色情作家了。

“你知道，”弗兰克总爱提醒我说，“希特勒得了狂躁症，非常害怕梅毒。说起来实在可笑，不要忘了，希特勒的国家可是妓女遍地，卖**成风。”他的语气总是那么乏味。

要知道，纽约也是妓女遍地，卖**成风。在那个冬夜，我站在中央公园南大街和第七大道的路口，朝黑暗一片的市中心望去，我知道不少妓女就在那边游**。弗兰妮一心一意为了救我——救我们俩——把我的私处弄得疼痛难忍，我现在已经毫无性趣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不会去找妓女了，我得救了。我终于远离了两个极端的危险——不会去找弗兰妮了，也不会去找妓女。

在第七大道和中央公园南大街的路口，一辆小汽车飞快地转了一个弯。现在已经下半夜了，这两条街上都是空****的，我也就只看到这辆车在飞奔。车里坐着很多人，车里的收音机放着一首歌，他们一起跟唱着。收音机的音量很大，即使车窗紧闭，我也能清楚地听到那首歌的一个片段。不是圣诞颂歌，我觉得是一首与整个纽约城的圣诞气氛不相称的歌。当然，圣诞节来了就去，而这首歌——虽然我只听到了一个片段——却是那种什么时候都可以唱得让人伤感的乡村和西部歌曲。歌曲平淡却真实地唱出了平淡却真实的东西，后来我一直想着能再听到那首歌，而以后真的也听到了好几次，但每次听，心里的感觉与那一天都大不一样。弗兰妮开玩笑似的跟我说，我那天听到的那首乡村和西部歌曲，一定叫《与天堂只隔着一个原罪》。的确，可以是那首歌，任何一首类似那样的歌都行。

那首歌的片段，圣诞节的氛围，冬夜的寒冷，我私处的剧痛——我心里的解脱感：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了——还有，在我身边疾驰而过的那辆汽车。看到可以安全穿过第七大道了，我便开始穿过去，一抬头，便看见了两个人迎面向我走来。他们从中央公园南大街往广场的方向走——自西向东——事后我想，在我和弗兰妮都得到解脱的那个晚上，在第七大道的中央，我与他俩不期而遇，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他俩都有点喝醉了，我想——至少那个年轻女人是喝醉了，她头靠在男人身上，使得男人走路也有点不稳。女的比男的年轻多了。至少在一九六四年，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女人为女孩。她大笑着，拉着比她年长的男朋友的手臂；这个男的看上去与我的年纪相仿——实际上比我还大。一九六四年的那个晚上，他应该已经快三十岁了。女孩尖锐的笑声，让这寒冷夜晚的空气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好像冬日挂在屋檐下的薄薄的冰柱突然断裂，掉在了地上。那晚，我的心情真的不错——虽然那个女孩冰冷尖锐的笑声里带着某种受过太多教育而显得不够发自内心的意味，虽然我的蛋蛋疼痛难忍，我的鸡鸡阵阵刺痛——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两个漂亮的人，不由得微微一笑。

“她与我上床了。”那个晚上，在第七大道，我本来可以这样回答他。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停下脚步，站在他的面前，很快我确信，他也认出了我。他没怎么变；在我看来，他的外貌几乎与以前一模一样。虽然我觉得自己变了不少——我知道，举重至少改变了我的体型——但我想，因为弗兰妮一直在与契帕·达夫通着信，在他的记忆中，他一定觉得与我们家的人走得很近（当然心里不一定觉得亲近）。

契帕·达夫也在第七大道的中央停下脚步。过了一两秒钟，他柔声说道：“呃，瞧瞧这是谁。”

一切都是童话故事。

我看着契帕·达夫的女朋友，说：“当心了，别让他强奸了你。”

契帕·达夫的女朋友笑了一声——笑得非常紧张，过于夸张，就像冰裂开，就像小冰柱断裂。达夫跟着他女朋友一起笑起来。我们三个人都停在第七大道的中央。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出租车在中央公园南大街转了个弯，呼的一声在我们身边擦过，差一点就撞死我们，只有达夫的女朋友退缩到路边去了——我和达夫没有挪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