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记水程02（第3页）
历尽万般红尘劫，犹如寒风再拂面。
李贽下定决心，不再犹豫。这天，正值侍御刘维巡按楚雄，李贽谢却簿书，封了府库，携家离开姚安到楚雄去见刘维，“乞侍公一言以去”，要求刘维批准他辞官退休。
刘维却不同意：“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一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
李贽回答：“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也，而去之，说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
刘维坚持不允。
既如此，执拗的李贽独自去了大理的鸡足山，在那里静静地读佛经。
李贽去意已决，刘维知道已经难以挽回，便将他的辞呈上交朝廷，终获批准，得致其仕。此时，已是七月。
李贽得知，如释重负，他**山水，在云南的奇山异水中肆意地徜徉数月，尽览滇中之胜。浮世万千，繁花落尽，可是，李贽的心中却依然有花开花落的声音。一朵，一朵，又一朵，在无人的山间静静开放、轻轻飘落。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
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由云南而至四川，买舟东下，直奔湖广黄安。
很多年后，李贽追忆这段往事说，他总是与顶头上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他之所以弃官而去，本质上是他“不愿受人管束”“居官怕束缚”的缘故。云南巡抚王凝是个下流之辈，不足以为道，李贽与他顶顶撞撞，势在必行，理所必至。然而，李贽的另一位顶头上司骆守道，与李贽最为相知。这个人有水平，有能力，有操守，文章也写得不错，而且踏实能干。但是，李贽终不免与他发生了冲突，李贽总结说，原因就在于：“渠（骆守道）过于刻厉，故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
李贽信奉的是佛老之治，他对当时官场的“君子之治”相当反感，这是他不为世间所容的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有“归老名山”的想法，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李贽曾写道：“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辞官这年，李贽已经五十三岁，他的妻子黄宜人也是个淡泊名利、甘守贫困的人，她愿与他一道同隐深山，支持他辞官回家。很多年后，黄宜人辞世，耿定力在为她作的墓表中讲述了这段故事：“卓吾艾年拔绂，家无田宅，俸余仅仅供朝夕。宜人甘贫，约同隐深山。”有此贤妻拔绂相助，与他相依为命，这也是李贽的福气吧？可是，“冀缺与梁鸿，何人可比踪。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从”。李贽一生含辛茹苦，四海为家，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却独对妻子有着亏欠。
李贽辞官这年的早些时候，巡按刘维报请上司奖励群吏，李贽为姚州知府罗琪写作《论政篇》，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决反对“本诸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因性牖民”的“至人之治”。李贽认为，一切条教之繁和刑法之施，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和君子小人之分，导民使争，都是“君子之治”的恶果。而“至人之治”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无须求新知于耳目，也无须加之以桎梏，“恒顺于民”，社会自然可以治理得很好。李贽治姚安三年，“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实践。
这篇《论政篇》，引发了骆守道的极大憎恶和反对。他迅速写出了《续论政篇》与李贽辩争：“使君儒者而尤好佛老，宜其说如此，无语刺史素不谙佛老说，礼乐刑政，未敢以桎梏视之也。”信仰之异催生了人性之恶。
李贽说，自己不能像汉朝的东方朔那样含垢忍辱、游戏仕途，又不能做到中庸之道、八面玲珑，所以为官二十余年，“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亦天之幸耳！”所以，这官是决然不能做下去了。
回想三年前，李贽初来姚安，但见承历代之乱、当兵事之后的边塞，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面对贫瘠的土地、凋敝的民生、惊慌失措的百姓，李贽将他的施政纲领放在了一个字上：宽。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不知而治、休养生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李贽在姚安府任上，“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尽可能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让边塞的各民族百姓和睦相处，宽厚安定。
如此这般，姚安终于有了宝贵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里，百姓休养生息，地方局势稳定，军民各安其业。
回顾在云南为官的经历，李贽最怀念当时在云南任洱海道佥事的顾养谦。顾养谦是南直隶通州（江苏南通）人，比李贽小十岁。万历六年（1578年），顾养谦调任云南佥事，与李贽相识。当时，李贽正在与云南巡抚王凝、参政骆守道发生冲突，以致云南的官场里，无人不痛斥李贽、无人敢搭理李贽。作为李贽直接上司的顾养谦，却不顾一切与李贽成为挚友，给李贽以最大的安慰和支持。这些支持如此重要，以至王凝、骆守道企图加害李贽的阴谋最终流产。
朝廷批准李贽辞官的消息传出，顾养谦正在北京。听到此事，他立即动身，赶赴云南，一路打听李贽的行踪，希望能在李贽向东行进的道路上与他相会。这种深厚的友谊在等级森严的官场，非常难得，也让李贽终生难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贽仍然对顾养谦充满感激。李贽辞世之前，曾经在给顾养谦的信中，无比感激地写道：“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其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海通就是南通，是顾养谦的家乡。
李贽写给顾养谦的信，是他心迹的真实体现。他在云南官场的处境可谓相当险恶，如果不是顾养谦的帮助，他真可能生死未卜，因为他得罪的是云南巡抚和云南参政。因为有了顾养谦的帮助，他才得以从险境中脱身，而且还有了升官的机会。可是，李贽厌恶了这一切，这一次坚决不干了。
李贽为人，清廉简朴，狷介疏狂，爱憎分明。他在姚安府三年，姚安大治，而他自己，“禄俸之外，了无长物”，深得百姓爱戴。此番离开姚安，老百姓对他恋恋不舍，“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车中仅图书数卷。巡按刘维及藩皋两司汇集当时士绅名人赠言为《高尚册》，以彰其志。佥事都御史顾养谦亦撰序以赠”。清贫如李贽者，仅有一车书卷相随，这已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了。
李贽的好朋友方沆写作《送李卓吾致仕归里》三首，道尽李贽其人其志其事，其中一首道：“歌罢当尊击唾壶，旁人指点说狂夫。休言离别寻常事，万古乾坤一事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夹道欢送，那些王凝、骆守道等伺机猎杀李贽的人早就虎视眈眈，暗藏杀机了。穿越五百年的时光，这股杀气至今未散。
可是，李贽义无反顾地走了。他要把所有的白日还给太阳，把所有的夜晚还给星河，把所有的春光还给绿野，把所有的肃杀还给昨天，期待明天——
胸中藏丘壑，笔下有山河。
七 听政有余闲，做官无别物
李贽幼年丧母，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辗转于大海之上，颠沛流离中勉强糊口。七岁的时候，李贽开始随父亲读书歌诗，学习礼文。父亲名钟秀，号白斋。白斋先生是位有名的塾师，李贽在文中称：“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白斋先生闲暇时，便送李贽到训蒙之馆读书，李贽聪慧好学，每学必有斩获。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岁的李贽写出了《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卓吾论略》记载：
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此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与贵，以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十二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实属不易。这篇习作，得到了父亲的赞扬，亲友们也纷纷祝贺李贽父亲：“白斋公有子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她的包容、开放、文明、进步，白斋先生坦**的胸怀、自由的意志、乐善好施的精神，都给李贽以人生宝贵的启蒙。李贽晚年回忆自己幼时性格，说道：“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青年时代的李贽，“糊口四方，靡日不遂时事奔走”。他“糊口四方”的地点和职业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二十一岁，李贽迎娶十五岁的黄宜人，妻子温厚、贤惠。
二十六岁，李贽参加福建乡试，中黄昇耀榜举人。次年春，李贽在京参加会试，不第而归。三年后，李贽又在北京参加会试，再次不第而归。尽管如此，李贽却对科举制度充满厌恶。《卓吾论略》记载：
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
这一年，李贽已经三十岁，而立之年，他厌倦了八股文章、科举制度，于是向吏部提出申请，就任河南卫辉府教谕：
“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襍。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
他将这段经历记录为“丐食于卫”：
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