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记水程02（第2页）
李贽落发的事情不仅惊动了好友，还惊动了那些暗地里张开罗网伺机而动的人。从堂堂四品知府变成闹市中的一个狂禅，这简直是丑闻，简直是骇人听闻！
李贽又一次为旧势力所不容。数千年来，中国男人以长发盘于头顶。那个时候，长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特别是男人，甚至把头发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头可断，发不可断。
知县邓鼎石亲自登门恳请李贽留发，他是如此情真意切，以至“泣涕甚哀”，他是一县之长，是父母官，有责任维护本地“风化”。为了说服李贽，邓鼎石甚至抬出他的老母亲，说此行是“奉母命”劝“李老伯”蓄发：“你若说我乍闻此事，整整一天不吃饭，饭来也吞咽不下，李老伯必定会留发的。你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你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
可是，李贽不为所动。
他落发的原因是复杂的，他落发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然而，李贽不想因为重重压力便退缩，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此话甚真。他既有任情适性不惹事不怕事的一面，也有深谋远虑计较利害的一面，终以余年不多，一无所求，决计豁出老命一搏。
其实，李贽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思想观念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他的《童心说》。何为“童心”？李贽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李贽用他的“童心”来生活，便有了他的“任情适性”，落发自然。他将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便有了他的“标新立异”，自成一格。他在《童心说》中这样写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李贽有一个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的隐士朋友叫作周晖。李贽辞世八年后，周晖从其稿本《尚白斋客谈》中精选相关内容，编成了四卷本《金陵琐事》，记录了那个时代各种趣人趣事。他在《金陵琐事》中写道：“（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李贽认为，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朝李梦阳的诗文集，他将此并称为“五大”。
以此“童心”而论古人文章，李贽极为推崇苏轼。他在给焦竑的《复焦弱侯》一文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从前，人们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惊天动地，其实他们不知道，与文章相比，苏东坡其人更是卓然不群。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永垂不朽的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且引一段如下：
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
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李贽推崇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间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
从前秪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孰谓风流容易耶？”这三人，真可谓“人中龙”。
人是不是总会活成自己偶像的样子？此时的李贽，也许不会想到，短短五年之后，他将要与朋友们在麻城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龙湖雅集”，在群星璀璨、酣畅淋漓的夜晚，他们纵评天下，臧否古今。他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的某一天，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写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袁中道将李贽与苏东坡做了全面的比较，得出结论：“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
李贽虽然有“童心”，逼视道貌岸然的虚伪，欣赏返璞归真的朴拙，但是以他的智慧和聪敏，他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他在《评三国志演义》中称：
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那一处不是戏场？那一人不是戏子？那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所以一切都用不着认真。所以不难理解他落发之后，何以一如既往喝酒吃肉。这就是李贽的“童心”。于是，他在《焚书》中感慨：“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
由此，琼州守周思久评价李贽和耿定理：“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天台指的是耿定理，卓吾自然是李贽。周思久解释说，“重名教”就是“以继往开来为重”，“识真机”就是“以任真自得为趣”。
不管怎样，李贽落发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却也是平静的，宛如一场暴风雨过后，大地一片安宁，万物一片安详。可是，这安静的背后，焉知不是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六 歌罢击唾壶，旁人说狂夫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安知府李贽在官运亨通的时候决定辞官。
李贽的生命，也许注定了一场暴风雨接着另一场暴风雨。
第一场暴风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李贽已经不记得了。可是，让历史刻骨铭心的那场暴风雨，发生在万历八年（1580年）的春天。三月，李贽在云南姚安府的任期即将满三年。再稍待一些时日，他即可有望升迁。官场的秘诀就是一个字——“熬”，熬过了山重水复，就迎来了柳暗花明，最终将抵达前程似锦。这个时候，全中国的官吏加起来还不到两万人，李贽已经是四品知府，像他这样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足五千人，可谓凤毛麟角。在平常人眼里，跻身这样的群体，是多么荣耀、多么尊贵啊！
初春的滇北，已是春意盎然。奔放不羁的九重葛开遍山野，五彩缤纷的虞美人高傲圣洁，晚风吹拂，残霞似血。
李贽身穿粗布便衣，在姚安府衙署庭院的小路上，焦虑地踱步。此时，他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有两个选择——顺着原来的路安然走下去，是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也是卑躬屈膝、放弃自我；转身离开，走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世界，迎来的是随心所欲，却也可能走向清贫、苦难、凶险，甚至死亡。他时而彷徨，时而坚定，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果决坚毅。
自出仕以来，迭经世事变故，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可是，天命何在？清议辩学，与众人相左，就已经危险重重；见之于行，施之于政，与上官衙门尽相违逆，就更加巢幕游釜，祸变莫测。
况且，朝廷如今的制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士不入内阁。李贽不过是举人出身，纵然“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加之，“才有巨细，巨才方可称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难”。如李贽这般千里马，又从不见所谓伯乐，如此这般，徒唤奈何！
在递交这份辞呈之前，他再三权衡，这决定是否明智。往事一幕幕闪现，让他心痛不已。云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云南布政使徐樾之死，仍让他齿寒心凉。徐樾年轻时即追随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对徐樾极为欣赏，曾对内人说：“彼五子乃尔所生，是儿乃我所生。”将徐樾视为亲生。王艮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之久，逝世前授徐樾以大成之学。可是，如此这般天降大任之才，却死于非命。嘉靖年间，元江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攻州劫县，诱杀了前往议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鹄往救时亦战死，世宗兴兵讨伐不克，便允许那鉴纳象赎罪。时人作歌谣唱道：“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如徐樾者，不过如此，人在乱世，犹能奈何？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