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记水程02（第1页）
山山记水程02
对于这一东一西的紧急情况，李贽和刘星东的看法并不相同。《续焚书》收录了这篇《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东星字）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邸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征急耳。朝廷设一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亦嘿然，遂散去。然而，这一次，李贽或许错了。
“西事”，也就是宁夏兵变，从二月己酉（十八日）开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东事”，则越演越烈。
16世纪中期，日本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还不断地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将其根据地对马岛肃清。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受到了严格限制。丰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诸侯，统一日本后，便开始积极整顿内政。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摧毁朝鲜，万历二十年一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五月，日军十数万大军挥师越过对马岛，进犯朝鲜，攻陷王京，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国王弃城北奔鸭绿江边义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战争，历经七年时间，最后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宁夏兵变事态日渐严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选将，李贽也为此焦虑不已。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上疏，推荐李如松为总兵官，表示自己愿以御史监军。四月十七日，梅国桢获准以监军前往宁夏平叛。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喜见眉睫”，走告刘东星，对平叛充满信心。
李贽对“西事”格外关注，又愤而写下《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两篇文章，表达对“国事”和“人才”的迫切关心。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论。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在《因记往事》中，李贽更加愤慨地写道：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李贽在这篇文章中不惜笔墨称赞巨盗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至今犹安然无恙，“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他又说：“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则谓之曰二十分识亦可也。”
如此狂妄之言，也只有李贽说得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李贽在当时的一言一行所引起的震**，更难以想象他所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在思想道德、在知识建构，还是在公共舆论上，他都引发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五 不见舍利佛，复隐知是谁
万历十六年夏，大饥，黄梅义民梅堂起义。
六月，苏州、松江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九月，甘肃兵变。
十二月，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极言神宗贪财坏法。神宗震怒，将李沂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年底，工匠刘汝国领导农民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
有明一朝，山崩地裂、山呼海啸时时浮现。这一年，格外不太平。
然而，这一年，对李贽来说，却是自得自重、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从维摩庵搬到芝佛院，生活变得简单、富足。春夏之间，李贽写成了他的《藏书》初稿，评说数千年历史，“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道：“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一件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时令已是夏季，万历十六年麻城的夏天格外酷热。抄录完书稿，李贽派人专程送到南京请焦竑审阅并为之作序。完成了这件大事，李贽顿时觉得轻松许多。这个夏天，李贽以“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总好过些为理由，为暑热辩护，为自己解凉。可是完成了这件大事以后，他发现，毒日愈发当空，溽热愈发难耐。
这一日，李贽只觉得热得头皮发痒，浑身难受。汗臭蒸腾，头屑飞扬，这让李贽难以忍受。搔而复痒，痒而复搔，不胜其烦，李贽自觉秽不可当。他是个有洁癖的人，此情此景，更是难受。放眼望去，侍候他的无念和尚的弟子在剃头，不禁眼睛一亮。李贽叫来侍者，命其为自己落发。
侍者手艺不凡，转瞬之间，李贽就剃了个干净利落的光头，自是凉快了许多，也痛快了许多。
李贽在《与曾继泉书》中谈到落发的原因：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在给焦竑的复信中，也谈到了毅然落发的原因，那就是：“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简单说来，就是——既然你们把我看作异端，我就索性做出异端的样子让你们看看！
落发之后，李贽反复总结自己落发原因，可见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件天大等事。他说，自己落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受地方官的管束。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写道，落发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纵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李贽描述了一幅人们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的近乎恐怖的画面，而这些，恰恰又正是儒家仁义道德的基本内容。李贽断然落发，是他的“本心实意”，他虽然落发，却并未受戒，照样可以吃肉喝酒，照样可以用“本心实意”说些似乎疯疯癫癫的真话。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
李贽落发的事情惊动了好朋友。袁中道在李贽落发的第二年见到了他，为他的形象大吃一惊，他认真记录下这件事情：“岁己丑（万历十七年），余初见老子（李贽）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剥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任情适性，率意而为，这就是李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