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者 司马迁1（第2页）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太史公自序》说：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等等。

这些话，反映出这个时代特点的一些具体的表现：一是“秦失其政”（“反酷刑法”“诸郡县苦秦吏者”）；二是“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三是“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这讲了秦所以亡、汉所以兴以及陈涉在这一历史变化中的作用。此外，司马迁还在《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今上本纪》里讲了汉政治统治的得失。这些，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第二个大的历史特点。如前所说，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司马迁的思想和撰述。

以上，就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变动结束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变动开始的时代。这个时代特点，加上史学传统，造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下面，我讲一下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到了他的身世和生平；后来，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对司马迁的一生做了比较全面的记述。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司马迁生平的主要根据。

首先说他的身世。《自序》和《汉书》本传都说司马迁的先祖“司马氏世典周史”，即为周代的史官，而且是世袭之职。大约在周惠王、周襄王之间（公元前676—前619年），司马氏“去周适晋”，从周王室到了晋国，此后，司马氏就分散了，有的在卫，有的在赵，有的到了秦国。在秦国的一支名错，曾“与张仪争论”。错之孙名靳，是大将白起的部属。靳之孙昌，为秦朝铁官。昌之子无泽，入汉，为汉市长。无泽之子喜，为五大夫。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令），即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大约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公元前140—前110年）。司马谈留存下来的著作只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是对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个学派做概括性的评价。历代学者认为，他的这个评价大致是可取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司马谈未能参与其事，“故发愤且卒”，在这一年死去。临死之前，他对于撰写汉代历史的事情，对其子司马迁作了交代。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龙门，一般说是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一说是公元前145年，一说是公元前135年，自20世纪初王国维著《太史公行年考》以来，一直存在争论，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现多数人取公元前145年生之说。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之南），从事过一般的生产活动，10岁开始读古文。后来史记注家认为“古文”者，即《尚书》《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父亲司马谈是其启蒙老师。在中国古代，许多历史学家都有这种家学渊源，如班彪、班固、班昭、李德林、李百药、李大师、李延寿、姚察、姚思廉等，他们都是“正史”的作者。司马迁后来师从著名学者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学习经学。可见，司马迁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这是他后来能成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的一个基本条件。20岁起，他开始了极有意义的广泛的漫游，“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北涉汶、泗”（黄河支流），“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足迹所至，历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考察，考察历史遗迹，访问汉初人物逸事，调查社会历史情况，这些游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历史知识，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感情。司马迁后来能写出《史记》这样的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的巨制，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他的这次漫游中所做的社会历史考察有极大的关系。

这次漫游之后，司马迁被任为郎中，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并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边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又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云南）。次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父司马谈死。司马迁受父亲遗命，立志著史。司马谈在同儿子诀别时讲的一段话，在中国史学史上脍炙人口，这反映了一个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历来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与司马迁父子这种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也跟司马迁的这一生动、感人的记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责任感，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扬，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中国的历史记载不绝如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任太史令，从而有可能接触到皇家藏书，开始了撰述《史记》的工作。又过了五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开始施行。这一年，据有的学者研究，司马迁是42岁。七年后，即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申辩，武帝怒，下蚕室，受宫刑。按西汉法律，可以钱赎罪、减刑，然司马迁家贫，亲友不为之相助，乃使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自白，表白了他受刑后的矛盾心情和宏伟抱负，他说：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谓意境而言的），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按：文王）拘羑（音有）里（在今河南汤阴），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7]

这一段话，可以说字字拌和着司马迁的心血和泪水，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司马迁性格上的坦率和真诚。他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终于使他完成不朽的业绩，撰成《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余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去世。

司马迁在世时，其书未传。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才慢慢流传开来。

[1]1988年9月2日，在北京图书馆的演讲。

[2]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99～600页。

[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9～121页。

[4]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5]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