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者 司马迁1（第1页）

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者：司马迁[1]

《华夏人物》系列讲座，现在是第十三讲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者：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写的《史记》，是我国史学上的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这里，我想借用两位前辈著名学者的话，对司马迁和《史记》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二卷中写道：

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两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的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2]

这是说明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另一位著名学者、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

他（按：指司马迁）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书》（按：《史记》，原名为《太史公书》）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中国古代的史书（按：指司马迁以前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且竟是这样惊人的伟作。司马迁于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亚于刘彻（按：即汉武帝）之在政治上。……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至二千年。[3]

这是说明《史记》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文学史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史学史上的成就。

我们知道，历史同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物质的联系，即任何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和条件，都是历史的产物；二是精神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以往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精神产品作为中介，把现今的人们同历史联系起来的。前一种联系，是一种自然过程；后一种联系，从人类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来说，是一个自觉的、能动的过程。而这后一种联系的不断发展，又可以不断推动人们对于前一种联系的正确认识，从而表现为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活动，以有利于当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常说的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就是这个道理。我想，这就是我们有必要了解和研究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根本所在。

下面，我就司马迁和《史记》讲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人，这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发展的观点和纵深的视野来看，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大约700多年的历史大变动结束的时代。这就是由奴乘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这个过渡以秦的统一为结束的标志。对此，《史记》是有反映的，如《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自周厉王出逃死后）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4]

这里讲的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

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又写道：

（在晋国）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5]

这里讲的是七雄纷争直至秦的“卒并天下”、统一六国的政治局面。

像这样长久的、巨大的社会历史变动，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别的史学家做过这样明确的概括。这也说明，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对司马迁的认识活动和撰述活动有深刻影响。

第二，是秦亡汉兴，由汉初贫弱到武帝富强的变化时期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危机时期。这个时期统一的秦汉封建王朝建立后产生新的问题，这是一种性质的变化。应当说，这一个时代特点，给予司马迁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的影响更大、更深刻；他的《史记》在反映这一时代特点上的成就，也更为突出。

对于这个时代特点，《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直至许多汉初人物的列传，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举例如下。

——《高祖本纪》后论：

……周秦之间，可谓文（按：文，指尊卑之差）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项羽本纪》后说：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陈涉世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