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理论意义（第2页）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25]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共二十多门学科。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和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出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断有两点。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26]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27]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28]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在于它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之一。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持有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所进行的分析，对于史学影响到社会、人生所投入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

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29]

（五）第五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及其重大意义

前面讲到，第五次反思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表现为群体形式的反思。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胡绳、黎澍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史学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都有专门的论述，收在他们各自的论集之中。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指导革命具有深刻的意义。关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尤其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以后的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该书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

文科教材会议后，中国通史及参考资料、世界通史及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选等一些历史学科方面的教材相继出版，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历史系教学领域的新进展。文科教材会议还推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史学课题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例如，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断代史、国别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30]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当时我们还不善于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相互关系，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也伤害了一些有成就的历史工作者，其中包括有独立见解的专家。翦伯赞同志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批评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当时不是历史家的几篇文章所能一下子扭转得了的。接着，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31]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宏伟的成就，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或遭受到严重破坏，并不一帆风顺。

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历史教训问题，尹达指出：“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在运用中往往会出现片面性、主观性，以至于失误。在革命实践中，在学术研究中，这是难免的事。”[32]他认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曾经片面运用或误用马克思主义，曾经有人破坏马克思主义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坚持唯物史观。尹达指出：“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观察历史，既包括唯物主义，又包括辩证法，还包含发展学说。但是，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讲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关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仿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了，于是，只谈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不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说起破坏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乃至停滞不前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33]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白寿彝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做出概括。他指出：“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34]他还着重阐述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三是“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35]。刘大年就坚持唯物史观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指出：“事物的存在、运转是有条件的，不能什么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要同一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讨论问题。要排除宗派主义，反对门户之见。不要怕对立面的反驳，应该欢迎反驳。一反驳就垮了，这说明你的观点本来与真理相悖谬或是似是而非，应该垮掉；驳不倒，则说明你的观点似非而是或是部分地站得住脚，有益于自己继续追求下去。要承认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越是复杂的事物，认识需要的过程可能就越长。人的认识又是有矛盾有反复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单一。”[36]尚钺更是充满**地写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认真研究。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37]所有这些话，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真诚信念和学术热情，读来令人颇为敬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对此，侯外庐始终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38]

他联系历史上的教训，进一步指出：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效仿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39]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侯外庐始终坚持这一见解，可见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白寿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问题；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这几个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并做出成绩来，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白寿彝满怀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今天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教。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最发达的，现在不应该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为了往前走，好多个现实摆在面前，需要我们认识，没有认识就无法前进。”[40]这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才能促进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刘大年从历史渊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晚年写成的一篇鸿文《评近代经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41]

刘大年所得到的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从本质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反省。这次反思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未来。1988年，刘大年为纪念侯外庐而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对这次反思做了总结。他这样写道：

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教学、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或侯外庐叫做“四大家族”的；有称郭、范、侯、翦、吕为“五老”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我想可以说，这大概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那一代人为推动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他们是应当受到我们尊敬的。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42]

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尹达等几位史学家也都已经辞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先驱们的这些反思，是不会白费的。他们的反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推动中国史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