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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理论意义

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10篇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2]，“辨其指归”[3]，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5]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6]。刘知幾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其书籍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7]；“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8]。《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他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9]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史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10]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刘知幾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讲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他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联系[11]，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大概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关于《文史通义》的理论成就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章学诚。他的成就主要在理论方面，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12]。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任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以史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从而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第二，他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而重于“史意”的探索。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3]简要地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的思想。刘、章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第三，他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14]“记注”与“撰述”，亦可从“史法”与“史意”中得到说明。第四，他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神奇”与“臭腐”相互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15]他从“《尚书》圆而神”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16]第五，他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古代通史史学理论[17]。第六，他提出了“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8]。第七，他提出了“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9]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第八，他总结了史书表述在审美方面的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等文字表述的原则。[20]第九，他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具存”[21]。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的成就。

（三）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成就

1902年，梁启超继上一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常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古代史学，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标志。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与“他学”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的理论，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史学”事实上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我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具有突破“旧史学”樊篱的意义，但若做认真分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结论而加以引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他在讲了“四蔽”“二病”“三恶果”之后这样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2]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以不应对他的过激的言论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我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对“新史学”的设想。对此，他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意思是逐渐递进的，他先说一般的历史，继而说“人群”进化的现象，最后说到人群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他把这个“公理公例”也称为“历史哲学”，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这样写道：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23]

这些话，足以反映出一个史学家的心声。

（四）关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理论成就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4]李大钊对历史学所做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