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艺的心理社会功能（第2页）

对高乃依的悲剧和悲剧理论持剧烈批评态度的莱辛，实际上也是持同感宣泄说，认为悲剧由于宣泄了我们的激动的感情，从而使我们的心理恢复平衡。[316]

第四，排斥说。

剧烈的感情对于人们的身心是有害的，但是通过对悲剧的创作或观赏，可以“借尸流泪”，使心中的悲苦之情得以宣泄，即借同类的感情来排斥同类的感情。这实质上是同感宣泄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对亚里士多德净化理论的种种阐释，或者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提到过的，或者是他本人或接近是他本人的主张，或者是后人的解释，都有助于对这种理论的理解。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本身的内涵极其丰富，因此后世人对它有不同理解，并在许多方面起到不同的影响，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不必强求定于一尊式的独断的解释。但他肯定文艺对人类心理的积极影响，无疑是应该加以赞许的。

三闲暇和消遣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专门讨论他所设想的理想国的青少年的教育中，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第三章中讲到，现行教育习惯上分为四种：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其中读写和绘画知识在生活中有许多用途，体育锻炼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关于音乐则有争议。另称，今天大多数人修习音乐都是为了娱乐，但是，最初设置音乐的目的则在于教育。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强调闲暇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是全部人生的第一原理。但这里所讲的闲暇，当然不应该是指嬉戏，否则嬉戏就会成为我们的目的。但要是不以嬉戏为我们的生活的目的的话，嬉戏也是需要的，它更多地是在辛勤劳作时所需要的，因为辛劳的人更需要松弛，而嬉戏就是为了放松，它是解除疲劳的一剂良药，使人能够更好地从事劳作。而且闲暇又有它自身固有的价值：

它在灵魂中引起的运动是放松，在这种惬意的运动中我们获得了松弛。然而闲暇自身能带来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活。忙碌之人与此无缘，只有闲暇者才能领受这份怡乐。[317]

人们的生活是以幸福为目的的，而与幸福相随的应该是快乐而不是痛苦。当然，对于快乐，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主张，只有最善良的人的快乐，才是最为纯粹的，因为它来源自最高尚的事物。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亚里士多德主张将音乐列为闲暇消遣的教育：

于是，剩下的可能就是在闲暇时的消遣，显然这是设置音乐课程的初衷。音乐被认为是自由人的一种消遣方式……同样，学习绘画也并非为了在私下的交易中不致出差错；或者在各种器物的买或卖中不致上当受骗，而毋宁是为了增强对于形体的审美能力。[318]

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作为文艺的音乐和绘画，本身并无实用或求知等目的，也不从属于政治，而是自身有它们固有的作用，起到在闲暇消遣中获得审美快感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虽未对这些至为宝贵的思想，作出更进一步的阐述，但却也是开了康德美学中有关学说的先河。康德认为，美是不涉及利害考虑的纯愉快的情绪，美的对象引起愉快用不着概念，但它却能引起普遍的愉快。亚里士多德这里虽不是针对总体的美而讲，只是针对音乐和绘画而讲的，但却也是肯定它们能引起非利害考虑的审美快感。

四审美教育的社会功能

亚里士多德除了肯定文艺的心理和闲暇消遣功能外，与心理和闲暇消遣功能交织在一起的，还揭示和论证了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

第一，文艺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教育当然应该包括那些有用而确属必需的课目，但也没有必要收纳一切实用课目。在适合自由人的课目，要有利于身体和思想，以及适合于品德的运用和实行，不能陷于与工匠的谋生同类，也不能显出卑贱和奴性。循此，习惯上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

这里提出绘画是儿童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亚里士多德所特有的。如以柏拉图的记载为依据，当时希腊儿童教育只限于三项，即读写（诗）、体育和音乐。他之所以将绘画列为教育课程，不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是为了有助于更好地欣赏各种艺术作品。需知，当时的希腊，不仅史诗、悲剧、喜剧等高度发达，到处吟咏朗诵和上演，特别是在雅典，更其到处是造型优美、典雅、崇高、完美的庙宇、雕像、彩陶、绘画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对于形体的审美鉴赏能力，大量提供高尚的闲暇消遣，从而有益于身心。

音乐则有益于培养人的德性，它起到净化人的感情的作用，促使人在闲暇消遣中陶冶情性和培养理智。它在教育、娱乐、消遣中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很有理由认为音乐与全部三件事情相通，显出全部三种性质。娱乐是为了松弛，而松弛必定带来享受，它是医治劳苦的良药。至于消遣，人们公认它不仅包含高尚，而且包含愉悦，幸福就由这两者构成。[319]

音乐对人的灵魂、性格等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所以音乐的教育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们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且，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灵魂就是一支旋律，或灵魂蕴藏着旋律。

并且对这种音乐教育有严格的规定，指出其要遵循如下的原则：“不能为参加竞赛而刻苦进行技术训练，也不能追求惊奇和高超的表演……应以青少年达到能够欣赏高雅的旋律和节奏的水平为限，而不能仅限于某些其他动物、奴辈和幼儿都能欣赏的普通音乐。”[320]在乐器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总之，自由民从小所以要受音乐教育，绝不是出于表演竞赛等的需要，而纯粹是为了在闲暇消遣过程中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品德，使**得以净化。即便使用什么乐器，也应慎重选择。

第二，文艺教育要符合特定政治的精神和宗旨。

由于儿童长大成人后便是城邦的公民，而妇女占城邦自由民的一半，他们的品德对整个城邦的品德有重大意义，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必须符合所在城邦推行的政治的精神和宗旨。[321]因此，在维护现有的政治，防止变革中，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在我们述及的所有保全政治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依照政治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不幸在今天所有人都忽视了这点。[322]

特定的政治制度依靠特定的法律来维护，特定的法律要和特定的教育相适应。如果这些法律具有民主性质，就应实施民主教育，如果有寡头主义性质，就应实施寡头主义教育，它们之间要彼此相适应：

因为，正如个人缺乏约束便易流于放任，城邦缺乏纪律就会失之松散。依照政治制度的宗旨教育公民，即是不让公民去做那些不符合民主主义者或寡头主义者心意的事情，而是引导公民去做那些令民主政治或寡头政治得以维持的事情。[323]

上面所讲的教育，当然是广义上的教育，可以理解为包括对儿童进行的诗、音乐、绘画等文艺方面的教育在内。

第三，包括文艺在内的教育，是城邦的共同责任。

考虑到城邦的生存，考虑到城邦中公民们的善良的生活得以维持存在下去，教育是至关紧要的：“教育和品德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最迫切的要求。”[324]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否则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城邦的政治制度便会深受其害。所以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每一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惯特征，起着维护该政治制度自身的作用。一切能力和技艺的个别运用，都需要预先的训练和适应。所以城邦要推行统一的教育：

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对教育的关心是全城邦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私人的事情。[325]

因此亚里士多德批评当时人们只关心各自的子女，各人按自己认可的准则施教。反之，他盛赞斯巴达人尽最大努力来训练儿童，把儿童的教育作为全邦的共同责任。进而强调，教育要有立法规定：

显而易见，在教育方面应有立法规定，并且教育应是全邦共同的责任，但也不能忽视教育的内容以及实施教育的方式。[326]

总之，亚里士多德较之柏拉图，更强调文艺的固有的独立的作用，肯定文艺给人以审美快感，愉悦人的心灵，在闲暇消遣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从而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得到宣泄和陶冶，并以此去教育儿童，培养未来公民的理想人格。所以在缔造理想城邦的过程中，立法家要注意以立法的手段重视对儿童的包括诗歌、音乐、绘画在内的文艺教育。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重视的是“寓教于乐”，文艺对政治的作用是间接的，文艺有它固有的独立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文艺还有无可替代的巨大认识作用。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文艺在他设想的城邦中将得到高度重视，并达到高度的繁荣昌盛。

[1]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亚里士多德：《论生成和消灭》，315a29—b1。

[3]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5卷第1章第2节。

[4]同上书，第1节。

[5]克鲁斯特：《亚里士多德生平和佚著辨解》，第1卷，104页，伦敦，1973。

[6]详见本卷第7章第1节。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096a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