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汉书史论的境界（第2页）

王鸣盛认为范晔对邓禹及光武的评论“最为平允”，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根据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邓禹同光武的关系来看，他同意范晔的认识。第二个因素，是从邓禹的全部宦途来看。第三个因素，是从范晔史论同袁宏史论的比较来看。这末了一点很值得注意。《后汉纪》先于《后汉书》成书，但范晔并不受前者史论的局限，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从范、袁二人史论的比较中，王鸣盛得到了“平允”与“不平”的两种结论。王鸣盛关于“平允”的结论，还见于他对“马蔡论赞”的评价，他写道：“《马融》、《蔡邕传》各为一卷，而论分赞合，变例也。马论虽贬之实惜之，反复有味，蔡论则全是申雪矣；赞亦抑马扬蔡，平允而意致深长。”[77]此处所论，不仅是“平允”，还加上了“反复有味”、“意致深长”，史论要达到这一意境，可谓难矣。

关于推明忠义。如上文所说，王鸣盛对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尤为称颂，其《陈蕃传》后论，便是突出一例。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后论是这样写的：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78]

这一首史论，从陈蕃个人际遇的结局，论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而论到信义、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于字里行间，诚可谓“反复其味”，“意致深长”。对于这首史论，王鸣盛是这样评价的：“《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以王允与蕃合传，其与允也至矣！”[79]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史论对后人确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出于他对社会进步、朝代兴亡的深切关注之情，以及他对那些为进步和正义而“抗论”、“争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关于致意风俗。这个特点与上文所作论有密切关联，因其言及风俗本亦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朝代兴衰存亡大势。对此，王鸣盛写道：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瞭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80]

《后汉书·党锢传》序，约一千五百字，文长不引。在这篇序文中，范晔概说两汉风俗的几次变化，指出“上好则不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可为百世之龟镜”的论点。在这首序文中，范晔对于一些士人“清心忌恶，终陷党议”，深致不平之意。王鸣盛对此表示钦佩，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81]。查《后汉纪》此论，亦可谓一首宏论，然其意在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这里，王鸣盛仍然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论的异趣，发人深思。

综上对于范晔自己说的“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云云，当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云云，当作何看待呢？《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有《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以及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传。这十五篇传的序论，难以尽述，兹举数例，略作评析。

范晔的史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除了上述人所作的有关评价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在史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学遗产。

第一，他对东汉时期的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82]从历史的形势来看，范晔所论未必中肯；但是，他提出了“得众心”、“结于人心深矣”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他论“中兴之业，诚艰难也”，认为光武“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是明智之举[83]。范晔尤其称道光武对“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认为光武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仅以少数功臣“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也是明智之举。论末总结说：“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84]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了。范晔在《皇后纪》序论中，也还指出了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的弊端[85]。在《宦者列传》的序和论中，范晔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结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势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及造成“纲纪大乱”、“败国蠹政”、“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严重后果。凡此，都是着眼于政治得失所作的历史评论。

第二，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他认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尽其用，即“英能承风，俊乂咸事”。根据这一认识，他对顺帝时的人才辈出，赞叹不已，而对桓帝时的人才政策则“可为恨哉”[86]。

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87]。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88]。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89]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总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第四，范晔的历史评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如他论道术，一方面说它“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另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90]。他论经学，指出“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批评经学的烦琐、误人；同时指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的成绩。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对迁、固作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但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91]。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他论应奉、应劭父子说：“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92]他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唯物思想家合传，说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说仲长统所著《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都“有益政者”[93]。范晔对蔡邕之死，深寄同情，引郑玄的话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其论则称：“执政（按指王允——引者）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94]至于《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不啻就是一篇东汉经学史概要，而其后论一方面肯定了经学对东汉世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对走向末路的东汉经学的尖锐批评，反映出他对经学所持的一贯的批判精神。

《后汉书·儒林列传》写的是东汉时期经学家们的传记，按《易》、《书》、《诗》、《礼》、《春秋》经传分类，各类依时间为序，一一为传。各类起始均上接《汉书》所载经生，记其源流；结末处则补叙本传以外经学大事，以备互见，以明终始，读来一目了然，可谓一部简明有序的东汉经学史。

在传首，范晔作长篇序论。一是写出了“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实际措施；写出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的盛况。到了汉明帝时，学子众多，“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二是概述了东汉时期儒者之风的几度盛衰，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还“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成取则焉”。

于传末，范晔又作后论，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承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

在范晔看来，早在桓帝、灵帝的时候，东汉朝纲已是一片衰败景象，随时都有“崩离”的可能；而“权强之臣”、“豪俊之夫”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后”，“专事经学”，“其风世笃”所致。这是《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要阐明的基本思想。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范晔的这篇史论，是说明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

第五，类传史论的特色。《后汉书》的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95]。他是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他们的关系，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也可视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论东汉为详。从历史上看，范晔认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于国，“其敝也”则为国之祸。西汉时的宦人，“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者有之，“以佞险自进”、“损秽帝德”者有之。东汉时期，宦官权重，以至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汉之纲纪大乱矣”。范晔在后论中还分析了宦人的权力是历朝历代逐渐滋长起来的，其危害终于发展到“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地步，“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应当说，这是一篇极为深刻的宦官干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历代皇朝体制又决定了它无法割去自身肌体上的这个赘瘤，以致一再重复宦人掌权而造成“纲纪大乱”、“社稷为墟”的政治悲剧。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序与论，是范晔史论之佳作中的突出者，历来为论者所重，已如上述。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序、论，都反映了范晔对政治统治、国家兴衰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范晔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的态度，并不持偏激之见。他推崇忠义、进取的人生，但也承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的历史现象[96]，故作《独行列传》。他的这个认识，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阐述得十分明确，他认为，种种隐逸之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见他对于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逸民”，以及“逸民”的不同心理与目的，是很理解的。同时，他也指出政治状况如“帝德”盛衰，直接影响到“逸民”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种“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社会局面。《后汉书》“六夷”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97]尽管范晔于“六夷”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大致上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是难能可贵的。《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谓“笔势纵放”之由来。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