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汉书在史学思想上的两个特点（第1页）

五、《后汉书》在史学思想上的两个特点

范晔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二是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对于前者，所讨论甚少，本书特提出来加以阐发。对于后者，屡屡有论者提到[98]，有的论者也有一定的论述，颇多启发，有的论者则未予以展开。本书意在发展、丰富已有的陈说，时亦提出新的认识，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对于范晔的历史思想，作者拟另撰专论，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这里，首先讨论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问题。

范晔在“自序”中突出地写了他关于“意”与“文”的认识，他说：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但也有《史传》篇专论史学。《昭明文选》“选”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论”专卷[99]。刘知幾《史通》是史学批评著作，但它反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00]。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与史的理论著作。这样来看，则对于范晔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而要把它同作为史学家的范晔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谛。要之，这是认识范晔史学思想及《后汉书》有关问题的关键。

其一，关于史论。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所强调的，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是突出“精意深旨”和“笔势纵放”，同前文所说“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丝丝相扣。二是他说班固史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说“情急于藻”也是丝丝入扣。

其二，关于“纪传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又称：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这里提到了“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问题。关于《后汉书》的“纪传例”问题，前人少有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其大略”的背后，包含着“诸细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为主”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有从《后汉书》纪传本身及其序、论去探讨范晔所谓“诸细意甚多”了。刘知幾在论及序例问题时，批评范晔改变了《史记》、《汉书》的传统，他说：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101]

刘知幾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时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于古人或前人之“意”，倘无“序”则难以明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刘知幾此处所论，不无自相矛盾之嫌。范晔的“诸细意甚多”应是《后汉书》研究者所应当特别关注的。

其三，关于作史的目的。范晔还写道：

欲遍作诸志，《前汉》（按指班固《汉书》——引者）所有者悉合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

显然，“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是范晔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汉书》之意；他说“意复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没有达到，乃引为憾事。刘昭对他的遗憾深为理解，故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此强调指出：“书虽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认为，刘昭对《后汉书》所作的“注补”之举，的确是深得范晔作志之意。唯其如此，刘昭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页。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也使东汉历史撰述得以成为完璧。

还需要指出的是，范晔所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来龙去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讲到他对有关黄帝的文献抉择去取时，有这样几句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里，司马迁十分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这个“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范晔所谓“以意为主”，当与此相近。清人章学诚谈到别人以其与刘知幾相比喻时，他不赞成这一比喻，认为：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02]

章学诚说的“盖有天授”，实是指他在史学方面所具有的天分和气质，或指悟性与创造性。他说的“史意”，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变的轨迹的认识，二是指史家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说来，刘知幾重在讨论“史法”，章学诚重在讨论“史意”；但若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绝对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曾引用过司马迁的话，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103]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关系了。

讨论至此，回过头来再看范晔说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