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汉书史论的境界（第1页）
四、《后汉书》史论的境界
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负地来评论自己的史论，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69]，读者可做参考。本书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70]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適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71]尽管叶適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为以怪。
第三种看法是以称赞为主要倾向，而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从流传和影响来看。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响。梁朝萧统所编《文选》，第四十九卷共辑选史论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宝二首，范晔四首（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二首；赞语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晔一首（即《光武纪》赞）。范晔的史论被选入的最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此。可见，自南朝至北宋，范晔史论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次，从对范晔史论的整体评价来看。一般地说，刘知幾是不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72]。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做总的评价，他认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73]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作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颇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
关于这一点，在王鸣盛之前，顾炎武论两汉风俗时，曾有所涉及，可与王鸣盛之论相互印证，顾炎武指出：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原注：《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原注：《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74]
从顾炎武所论中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认为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实的社会历史根据的，并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倾向与“为人”操守。
清人赵翼也是推崇范晔史论的，他举例说：
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75]
赵翼是精于考史又擅长史学批评的史家，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极容易引起歧异认识的人物；因此，用范晔对这几个人所做的评论来说明范晔史论的面貌，当是有说服力的。赵翼最后所做的“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的结论，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
范晔史论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上述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分别说到的有关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呢？通观王鸣盛所举诸论，对范晔史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评论平允，二是推明忠义，三是致意风俗。
关于评论平允。王鸣盛在“邓禹论”条下引《后汉书·邓禹传》后论并对此发表评论说：
“论曰：邓公功虽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云云。蔚宗此论，不甚贬禹，而亦深许光武，最为平允。袁宏《后汉纪》第七卷为禹论，乃深责光武，以为功高不赏，反复为禹惋惜、呼冤。愚谓禹粗定长安，旋为赤眉所败，废然而返，功颓业丧，虽归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为幸多矣。宏此论殊不平。[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