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冕与会要（第3页）

许敬宗的官风、人品不佳，朝野尽知，苏冕不必再多加评论。这里，他有感于初谥为“缪”，竟然能改谥为“恭”这样荒谬之事，嘲笑杨思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因为：宇文士及的谥号由“缪”改为“纵”，毕竟是委婉之举；许敬宗的谥号由“缪”改为“恭”，却是公然的溢美，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于是苏冕进而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严肃的谥法竟也成了如此轻率无常的形式，苏冕无疑是发出了“青史凭谁定是非”的感慨了。当然，议谥、改谥的轻率也给后世史家撰写信史，增添了许多障碍。

第三，关于掌故和纠谬。苏冕是熟悉本朝政事掌故的学者，故其论议中常有关于掌故的说明，并对一些讹误的说法予以纠正。例如：苏冕指出，朝廷在官制方面，有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称，但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大乖误。他结合李勋等人的实例，指出：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除太子詹事，创有此号。原夫立号之意，以侍中、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杂不等，故立此号，与之同等也。勣至（贞观）二十三年七月迁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改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令“同”者，岂不与立号之意乖乎？谨案后汉殇帝，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观其创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为证矣。永隆二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书令，并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大乖也。[37]

显然，在苏冕看来，李勣既已受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即从一品，何必还连带着“同中书门下三品”呢？崔知温、薛元超既是中书令本即正三品，何必又要重复地说“同中书门下三品”呢？这都与“创置之意”相悖。此类情形，在两《唐书》中所记应不止于李、崔、薛等人，或许是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又，苏冕针对玄宗“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的记载，驳曰：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因以为名。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灾。越巫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官，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画藻井之文于梁上，用厌火祥也。今呼为鸱吻，岂不误矣哉！[38]

“鸱尾”“鸱吻”这两个词，沿用至今，不知千余年前苏冕所驳“鸱吻”之谬，是耶，非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据此想见到，苏冕是一位很渊博、很认真的史学家。此外，苏冕就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正月十日“有事于太庙”一事，提出一个疑问，他写道：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云：“陛下践阼已来，宗庙之享，未曾亲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书皇帝入庙之事，将何以贻厥孙谋，垂则来叶？”且贞观三年，已亲飨庙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39]

这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件，不过由此亦可见苏冕对“国朝政事”的谙熟。又，苏冕就开元十四年（726年）“始定受事御史”一事，驳曰：

御史台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彼矣。[40]

显然，御史台职责的走样，反映了政治风气的松弛，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苏冕还指出前史记事在年代上往往有误，如开元十四年（726年）潘好礼上表题年[41]，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四月房先敏获罪左授卫州司马事[42]，等等，反映出苏冕不仅关注“国朝政事”的重大问题，也十分留意一些具体事件。这些事例表明苏冕在编撰《会要》时，是注意保存有关文献的原始面貌的，自己不妄作改动，而是在必要处发表驳议，从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史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优良传统，以至于我们在千余年后还能窥见《会要》的真面目。

当然，苏冕的论议，也有其未安与局限之处。如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追赠韦皇后（后废为庶人）之父为酆王，苏冕大发议论，写道：

天宝九载，有诏发韦氏冢而平之。其时，差长安县尉薛荣先专知。及见铭志，发冢日月与葬日月同。旧为陵号“荣先”，又与专知官薛荣先名同。自闭及开，凡四十五年，而兆应若是，足表僭溢过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将来暴兴者。其中宝玉，已经盗发罄矣，而柩榇狼狈，徒生叹嗟，又足以诫将来厚葬者。[43]

此说若非讹传，亦属巧合，论及“兆应”，甚为无聊，此是苏冕历史观方面的局限。当然，苏冕以此为话题，警戒世人不要追求和陶醉于“暴兴”，不要奢靡厚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看法，似为认识未安之突出者。《贞观礼》的篇目是：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礼5篇，总138篇，分为100卷。苏冕对此不以为然，他提出批评，写道：

五礼等威，三代沿革，盖上圣有作，情必备于吉凶。后世遵行，事岂变于文质。源清则流永，根正则苗长。我唐始基，刊正礼乐，去亡隋之繁杂，备前古之雅正，作万代法，成四海仪。光阐皇猷，永固帝业。而修礼官不达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礼，置于篇末，斯为妄矣。房梁公（玄龄）、魏郑公（徵），庶务自殷，一心有限，虽统其事，无暇参详，为礼官所误。不然者，白圭无斯玷矣。

他对于吉、宾、军、嘉、凶、国恤诸礼的编次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礼官”所为，没有直接批评房玄龄和魏徵。接着，他又对《永徽礼》提出批评，继续上文写道：

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礼，遂删去国恤礼，以为预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礼有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而藏焉。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周汉之制，岂谬误耶？是正礼也。且东园秘器，曾不废于有司，国恤礼文，便谓预于凶事，何贵耳而贱目，背实而向声？有以见（许）敬宗、（李）义府之大妄也！[44]

苏冕不赞成删去“国恤礼”，认为这本是“正礼”。这里他没有批评“礼官”，而是直接批评许敬宗、李义府了。其实，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批评，都有可议之处。首先是“五礼”的排列顺序，认为不应是吉、宾、军、嘉、凶，而应按传统的顺序吉、凶、军、宾、嘉排列。按道理说，这并不涉及对礼本身的改变，更谈不到房、魏为“礼官”所误。修礼是朝廷大事，且以房、魏之精明、干练，绝无“无暇参详”之理。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冕同时代的杜佑，其《通典·礼典》对“五礼”的排列顺序也是突破传统的，即按吉、嘉、宾、军、凶的顺序排列，杜佑还专就此做了说明[45]。杜佑重礼，又是十分讲究逻辑关系的人，他认为从“吉”到“凶”，是一个逻辑结构。这种思维，自亦有其合理性。可见，《贞观礼》把凶礼置于“五礼”之末，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是《永徽礼》删去“国恤礼”，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考虑，也很难说是“大妄”，因为“国恤礼”本是在“五礼”之外新增之礼，是否妥当，确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最终作出判断。杜佑是熟悉典章制度的名家，《通典·礼典》电没有强调说必须保留“国恤礼”。当然，像这样的问题，本是可以讨论的，不必以“误”“妄”冠之。

总的来看，苏冕的史识，可谓大醇小疵，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苏冕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撰成《会要》一书，至今整整1200年了。苏冕生年不详，其撰成《会要》后两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卒于家”[46]。《会要》既“行于世”，后人两次续修，足以表明其价值的分量，尽管人们不曾遗忘《会要》的作者苏冕，但对《会要》的面貌、创始的意义和苏冕的历史思想难免有些淡忘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会要体史书自宋迄清，发展为泱泱大国，实为中国史学上一个瑰丽的园地。笔者有感于此，撰成此文，以表示对这位史学家的一点纪念。同时，根据历史事实和历代学人的认可，我建议将来出版新的《唐会要》版本，可否署为“苏冕崔铉王溥撰”，以符合历史本来之真相。署上崔铉，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如《晋书》之署房玄龄、《旧唐书》之署刘昫，《明史》之署张廷玉然。

文中倘有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1]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虞世南：《帝王略论》序，见敦煌古书2636号《帝王论》残卷，据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页。日本东洋文库亦藏有镰仓时代《帝王略论》抄本残卷。

[3]以上五种史书，除《帝王略论》仅存残卷外，其余四种皆流传至今。另有一些类似著作，早佚，不论。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元略传》附《崔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62页。

[5]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类事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29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页。

[7]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210～211页；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229～231页；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王朝中等：《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55～256页；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279页；张传玺：《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3页；李学勤等：《中国古代史导读》，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页；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8～119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9～71页。

[8]《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记：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从行文的语气来看，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贞元十九年，故连书之。对此，论者较少关注。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主此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06～307页），今从之。按：《通典》奏进，时在贞元十七年，此误，详后注。

[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下·苏弁传》称：“当德宗时，朝臣受谴，少蒙再录，至晚年尤甚。唯弁与韩臬得起为刺史，授滁州，转杭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6～4977页）

[10]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苏世长传》附《苏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2～3993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下·苏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7页。

[12]杜佑进《通典》，事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见《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参阅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5、3982页。此处所记，误。